良渚遗址勘探现场。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貌。 李忠 摄

杭州日报（驻余杭记者 费云江 白赟）

1936年，余杭良渚镇人施昕更在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池塘里发现了黑色有光的陶片，拉开了良渚遗址考古研究的历史大幕。一个曾经盛极一时而又影响久远的古文明中心，出现在世人面前。

历史向前推进5000年，良渚人在此繁衍生息，耕耘制玉，创造出了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良渚文化”。良渚，由此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从2008年建设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上议事日程，到2009年形成大遗址保护的“良渚共识”并成立遗址公园，2010年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再到2011年遗址公园正式揭牌，良渚遗址保护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围绕着“良渚遗址”，一任接一任党委政府倾力守护，一手拂去良渚沉睡千年的浮尘，一手擦亮良渚文明演进的历史印记；一代又一代人倾注心血，在“发展权利”与“保护义务”中寻找平衡点，让“良渚”再活五千年。

2011年3月，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

拂去尘埃

日益清晰的史前文化

上世纪30年代，良渚文化大量的遗址被发现，特别是从1986年起，良渚的“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和“莫角山遗址”相继被发现，良渚遗址发掘工作迎来重大转折。

当时，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遗址区西北部清理出了王陵级别的墓葬11座，出土了包括“琮王”、“钺王”等在内的各类器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了90%以上，实属罕见。在出土的玉器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良渚文化统一的社会信仰——“神人兽面纹”。

2007年，考古学家们在莫角山周边发现了一座远古时期的王城遗址，可谓是石破天惊，是目前已知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址之一。这座堪称为“中华第一城”的古城，将杭州的建城史一下提前了近3000年。

2009年至2012年，考古学家又在外围发现了面积达6.3平方公里的外郭城，并证实良渚古城有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这与中国后来的都城营造格局极为相似。

到2015年，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由11条水坝坝体组成的、受益区达100平方公里的外围水利系统。它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综合功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如今，在良渚、瓶窑4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遗址点数量近300处，这是良渚文化分布最为集中，文化规格和价值最高的地区。

迎难而上

遗址保护的积极探索

大面积的遗址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尤其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良渚遗址来说，要使大遗址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良渚遗址的保护一直备受关注和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03年赴良渚遗址调研，亲自协调解决遗址保护中的实际问题，并强调：“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各级党委政府也纷纷拿出行动：国务院把良渚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三次把良渚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浙江省委、省政府把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载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设立高规格的保护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杭州市制定专门的地方性保护法规——《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

“政府明确表态，大遗址内‘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今后对新报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对已批未建项目要做好说服清退工作，现存建筑物只减不增，严加控制。”相关人员坦言，这种“不建房、不招商”的方式的确能有效保护遗址，但也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产生活。

那几年里，余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会必提的内容中，一定会有关于良渚遗址的：

良渚遗址保护区涉及瓶窑、良渚两镇11个行政村，农户1万余户，人口约3.6万。这么大范围内土地如果全部不得开垦，农民怎么办？

20世纪90年代，遗址区内有30余家矿石厂、企事业单位170余家，长年炮声隆隆，噪声、粉尘污染让遗址区满目疮痍，可一旦关停，经济怎么办？

104国道横贯遗址区，繁忙的车流对莫角山中心遗址形成较大的综合污染，全力整改，交通怎么办？

余杭开始寻找可以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遗址保护这一矛盾的办法。

为此，余杭组建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形成了“一核多堡”的组织框架体系，探索建立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让已经被“管起来”的良渚遗址能“管得更合理”，最大可能地取得遗址保护区内民众对保护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外出考察学习，余杭在希腊文物的保护经验中受到了启发。希腊的文保人士认为，历史文化遗产发现了就必须要保护好，要保护好必须要让当地的老百姓享受到保护的红利，还要让全人类享受到，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事实上，这个观点在良渚遗址保护上同样适用——让老百姓既是遗址的保护者，又是保护利益的享受者，余杭找到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渚遗址与原住居民和谐发展之路。而建设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是这条发展之路的破题之举。

良渚工作站80后考古工作人员廖文艳在修复木器。

不断推敲

开创先河的“良渚典范”

2008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

“面向世界招标，我们在40多个参选方案中，最终选定了德国SOL事务所的‘水城’方案。”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规划局局长王辉说，同年，良渚博物院、美丽洲公园建成开放，莫角山遗址环境整治全面启动，良渚大遗址积极保护的探索得以进一步推进。

2009年6月，由国家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在余杭举行，正式成立了“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呼吁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方式来推动大遗址保护，缓解文化保护与城市化进程的矛盾。

2011年3月，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已发现的墓地、祭坛、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大型建筑基址、大型防护性工程、村落、作坊等遗迹将被一一解读、复原。

“大遗址公园的建设与普通的城市公园建设有很大的不同。”多年来参与保护建设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王辉深有感触。

“就拿遗址公园范围的界定来说，就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界定范围。”王辉说，在2009年制定遗址公园详细规划中，划定的范围是25平方公里。从当时的考古认识和古城遗址的价值上来判断是合理的，但2015年发现的外围水利系统使得公园的规划范围必须根据这个进行再调整、再深化。“倒不是说原来的规划出了错，只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史前文明的考古工作，我们对其的认识就必须随着考古的推进而不断深化、调整。”

所以，大家常说的“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上就不怎么适用了。

“不仅规划要不断调整，遗址公园内正在实施的项目也有随时被‘夭折’的可能。”王辉回忆，2017年国家文物局在指导工作时提出，在莫角山遗址周边建一个莫角山片区展示中心，来解决土遗址可看性不足的问题，在完成项目招标、设计完成后，开始动工时就发现了一个粮仓遗址。

“考古专家们很兴奋，粮仓遗址的发现对提升古城遗址的价值非常重要，可对我们来说，一个已投入了大量时间、财力、物力的项目被终止了。”王辉表示，像这样的情况，在遗址公园建设的进程中也算“常有的事儿”。

尽管“麻烦事儿”常有，但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仍旧如火如荼。自2015年起，遗址公园开启全面建设，到2017年底基本完工。而在公园附近，东明山森林公园、大雄山公园、瓶窑南山元代摩崖石刻、良渚文化村玉鸟流苏创意街区、白庐艺术馆等旅游景点及服务设施也陆续完工。

王辉说，明年下半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正式对外开放，伴随而来的还有惠及当地老百姓的建设成果。改善居住条件、解决就业问题、补偿地租收益……实现遗址区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创造大遗址保护“良渚典范”。

探寻古今，埃及金字塔、希腊古城、罗马竞技场……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城市，均以历史古迹而闻名，良渚遗址自然也不会例外。它的存在，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尼亚、古印度文明并列的文明圣地。

如今，面对疑古思潮的冲击和国外学者的质疑，我们可以底气十足地大声宣告：“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今年1月26日，中国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这次申遗包括良渚古城遗址和古城外围水利系统部分遗址点，其中，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就是一大亮点。

在这方土地上，古老的良渚文明正在苏醒。拨开历史的烟云，我们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路，去探寻、触摸凝固在那些古人留在遗迹和遗物中的时间，感悟祖先的生活，描绘出一段“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话，从而让“良渚”再活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