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革命先驱孙中山在以“民”为名的《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平均地权、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地租税、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的“民生主义”主张。

60年前，黄炎培和毛泽东在窑洞长谈时，尖锐提出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53岁的毛泽东朗然相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一个民生，一个民主，成为心忧天下的革命领袖苦苦思考、躬身实践的两个政治追求目标。

围绕这两个政治目标，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作出了艰辛努力。时光飞逝，进入到21世纪，作为后来者的杭州人在实践中有了两个发现：一是民众对“民生”的需求大大丰富了，已经远不止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些基本的物质生存资料。二是在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新的需求过程中，单纯“量的增长”衍生出不少新的矛盾。丰富“民生”内涵，并通过“民主”了解民众多样化的需求以改善政府工作，杭州把革命领袖60年、100年前的两大政治命题，联袂创新成了“以民主促民生”的新战略。

一、民主促民生是经过艰苦探索逐步形成的发展战略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掀开了54万杭州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篇章。面对“三座大山”长期掠夺和压迫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困苦，解决民众最迫切最急需的衣食住行、就业、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问题，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土地改革和社会民主改革，成为杭州的头等大事。经过三年努力，杭州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好转，人民生活基本得以保障。

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毛泽东来到杭州，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宪法》经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54年7月，杭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1955年12月，政协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这就宣告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杭州的建立。翻身做了主人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群众，从此走进了参政、议政的殿堂。1956年底，杭州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完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杭州民主民生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前景。

但是，杭州的民主民生发展，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走了弯路，遭受了曲折。

1978年，杭州沐浴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下，民主民生发展又迈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杭州发扬经济民主，下放权力，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迅速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1981年12月，杭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恢复了中断15年之久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杭州城市的性质为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浙江省省会，提出了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人民政协制度也迅速恢复发展起来。民主政治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杭州逐渐告别了短缺经济，解决了商品匮乏的难题。记忆中的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老百姓的餐桌丰盛了，吃饭穿衣购物等消费水平提高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普及，住房条件、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也得到较大改善。到20世纪末，杭州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提前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进入到21世纪，杭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开创了以民主促民生、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新局面。生活实践告诉人们，在努力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新的需求过程中，单纯“量的增长”衍生出不少新的矛盾。如何准确了解和细致解决民生需求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唯有通过“民主”，才能真切了解民生，进而改善民生。杭州在国内首创“12345”市长公开电话，开通96666效能监督电话，创建“满意不满意”市民评议政府工作机制，成立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向社会公开征集办实事项目方案，推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市政府常委会制度，创立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

2007年底，“民生民主”被市委列入工作重点。2008年，“民主促民生”活动被市委确定为五大专项活动之一。同年9月，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共建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的决定》中提出，实施“民主民生”战略，提升社会和谐水平；深化“破七难”，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和民生改善质量。

“以民主促民生”，是在人大和政协制度及其政治运作体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拓宽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直接民主互动渠道，更好地解决多样需求的民生问题。通过不断拓宽人民直接参政议政的渠道，建立健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责于民、问绩于民的民主运作机制，促进民生问题高效和满意的解决。

二、民主促民生的“五问机制”让百姓在共建中共享发展成果

杭州的文化，不事张扬，温婉务实。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重要得多。对民意需求和民生把握，杭州更多地落实在了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通过创新民主参与方式，保障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民主成为改善民生的保障和动力。

问计于民——问出的是民主决策，问出了民意汇集通道。杭州建立健全了决策咨询委员会，实行政府工作报告与计划、财政报告社会公示征集市民意见，创建公开征求市民意见，推行政府“开放式决策”，建立重大政务决策直接邀请民众参与意见表达机制，为政府实现多方求证、减少信息失真和提升政策认同，提供了制度保证。

老百姓想对政府建言，杭州的渠道四通八达：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政府网站“建言献策”栏目、向社会公开征集办实事项目、可直接参加“政务论坛”讨论的市民邮箱、街道社区的居民信箱……仅征集办公室一家，平均每年收到提建议的来信、来电、电子邮件、传真等1500件以上，各类建议6000条以上；民情民意调查网络收到各类意见建议也将近5000条。政府对收到的老百姓的建议，按照集中程度、反映问题的普遍性、与大多数市民群众利益的紧密程度、年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以及政府财力承受程度等原则，确定当年的为民办实事项目方案。

问需于民——问出了百姓期望，政府决策的动因和思路从群众中吸取。杭州在了解群众需求上，采取了年度工作的大思路从群众中征集，重大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征询市民意见，建立市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企业家、科技人员、文艺界人士制度，建立信访联络员制度，使杭州的领导层对民意诉求的了解、利益主体的心态、项目推进的难处、决策矛盾的症结等，有了及时而细致的把握。同时也使一些日益商业化的公共行为在民意影响下得到及时调整。

2004年开始的背街小巷改善工程，涉及258个社区的153万市民，共收到市民对改善工程的各类建议和体检4492条，其中被采纳的有3420条，采用率达76%。2008年庭院改善工程中,入户发放问卷调查表61790份，回收55652份；邀请专家1001次，对设计方案和施工现场进行论证把关；召开各类居民听证会1217次，采纳群众意见6767条。

问情于民——问出了民生期盼，政府工作的完善指向从群众中提炼。杭州逐步建立健全了城建方案公开展示征求意见制度、重大项目全覆盖调查制度、网络民生热线、民生重大决策网上投票、市民情绪和需求调节机制、利益相关人为主体的权益纠纷协商解决机制、由职能部门参加的“一主多元”的解决纠纷机制等。从而使重大工程和重大决策在实施前，可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市民情绪和情感的反馈；使所有关系民众直接利益的工程或决策，可以在政策实施前就开始酝酿兼顾不同诉求的方案选择和妥协方式，避免了政策推进过程中少数人利益受损和社会不和谐。

杭州在解决“光复路148号厕所分配问题”时，三天收到上万份热心市民对解决方案的投票，开启了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以民主促民生的工作机制。这种工作机制，后被运用到“停车新政”、中山路综合保护和有机更新工程、“公交优先”、建立免费自行车租赁系统、庭院改善工程等一系列民生工程中。

问责于民——问出了民主管理，政府工作的完善从群众中认定。1999年6月，杭州在国内首创“12345”市长公开电话。其后，逐步形成了以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为载体的吸纳民众评议的公共服务平台。2000年，杭州创建“满意不满意”市民评议政府工作机制。同年6月，成立了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在政府网站上设立“建言献策”栏目，受理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2002年7月，又开通了96666效能监督电话。使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党政部门工作压力和动力持续跟进。逐步建立健全了政府工作直接邀请民众评议机制。

在背街小巷、危旧房改善、庭院改善等工程施工前，杭州要求工程主要出入口设置工程实施标准公示牌，在居民进出每个单元门口张贴告知书,公开工程信息、联系方式、建材规格，随时接受监督和检验。逐步建立健全了重大工程全面“公示”制度、提炼和疏导居民关心问题的解决机制、工程扰民的缓解机制等。

问绩于民——问出了民主监督，政府工作的好坏由群众做出裁决。以往政府工程完工后，有时由政府对其做出“自我”肯定和褒扬。但现在，杭州建立健全了重大工程民众直接参与项目评判机制，将政府工程完工后的质量评价权，交给“直接享用工程质量优劣”的老百姓，把工程成果“与民共享、由民检验”作为“以民主促民生”的终极体现。

在西湖西进、背街小巷、庭院改造等项目建设过程中，杭州建立了由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居民共同参与的工程回头问察制度，通过居民参与工程验收、社区送表格、信访上门询问、技监实地察看、施工单位整改的“五位一体”联动措施，运用居民手中的“打分器”，将居民对工程成果的满意度与施工资金拨付挂钩。

三、民主促民生的实践蕴涵着三个政治信念

杭州以民主促民生的理念，直接看，是为了解决重大项目推进中的决策水平和社会协调问题；其背后蕴涵和反映出的，是杭州人在现实条件下的三个政治信念。

第一，顺应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加快阶段性基层民主建设步伐。像“庭院改善工程”，作为“背街小巷改善工程”的延伸，由于从“墙门外”进入到了“墙门内”，由于这项“家门口工程”和市民群众近距离、高频度、宽范围接触，“众口难调”的问题突出了。杭州比较自觉地将“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转变成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通过充分调研、专题会议、明确理念、提出要求、健全机制、加大考核、各级带头、反复宣传等途径，通过背街小巷改善、庭院改善、社区邻里纠纷解决、重大工程推进以及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互动机制等的实践过程，使“民主”促“民生”工作在上下呼应、形成合力的过程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杭州的实践告诉人们：从历史长河看，人民群众的知政、参政能力在“民主”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某一阶段、某一地域范围，执政者的政治理想和民主精神，则对民主建设起着加速推动的重大作用。

第二，现阶段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可以放在“民意表达机制”的营造上。从现代民主国家的实践看，“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实际上都是通过选举、建议、评价、罢免四种途径间接实现的。“选举”、“罢免”管理者不可能是经常性工作；“建议”、“评价”管理者的工作则应该是民众表达权、监督权的经常性要求，生活中也更迫切、更有可能创造条件去尽快做好。杭州的实践告诉人们，把“民主”放在国情和操作意义上做实际的推动，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阶段性认识：现阶段的人民群众，虽然还难以做到都直接当家作主，但应该也可以做到直接影响决策；虽然还难以实现多数人治理，但应该也可以做到让多数人评判；虽然还难以都来行使决策权，但应该也可以享有对决策必要的表达权和裁判权。

第三，现阶段基层民主建设的作用，具有优化决策“手段”和提高居民幸福感“目的”的双重价值。杭州“以民主促民生”的实践，使“民主”直接为实现决策科学、作风改进、百姓满意、社会和谐、民生质量提升的目的起到了重要保证作用。但杭州没有把民主只停留在“手段”的层面，提出要把“以民主促民生”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并一以贯之地推动和不断提升这项寓民生于民主之中的政治建设，这里蕴涵了一个信念：“民主”是市民提升生活质量每日每时都需要的人生需求，其本身也是提高民众“政治生活品质”的奋斗目标；民众在“以民主促民生”的实践中，不仅能够改善物质生活，而且可以达到锻炼自我、完善自我、改善心境进而提高幸福感的目的。杭州“以民主促民生”的实践有助于人们确立一种清醒的价值自觉：当代的“民生”，已不再是简单的衣食住行，而蕴涵着更丰富更高层面的政治参与需求；当代的“民主”，由于其越来越与民众多样化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相关联，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内在的生活追求目标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注民主，就是关注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