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少功《马桥词典》、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黑骏马》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王安忆《小鲍庄》、莫言《红高粱》……“寻根文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学思潮和流派，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章。

参会嘉宾合影

40年过去，当年参与的青年作家、学者已白发苍苍。11月28日，他们重新从全国各地聚在杭州——上午，韩少功、许子东、陈思和、李杭育等人回到当年开会的西湖边故地重游；下午，“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在浙江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浙江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办，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主持。新时期文学如何走过来？当下文学主体性如何建构？共同回忆、梳理中，酝酿着新的道路。

40年前，杭州的一次会议

开启当代文学新篇章

1984年12月，杭州会议参会人员合影。资料图。

1984年12月，一群青年作家、评论家从各地来到杭州，在西湖边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

茹志鹃（文艺报）

这次会议由《上海文学》杂志、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共同举办，由茹志娟主持。除了《上海文学》的茹志娟等、浙江文艺出版社是李庆西和黄育海、杭州市文联的李杭育等人，来自全国的参会人员有李陀、阿城、韩少功、郑万隆等作家，陈思和、许子东、程德培、陈村、南帆等学者，共计30多人。

1985年春，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阐述寻根文学的立场。资料图

会议结束后，转过年来， 31岁的韩少功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在《作家》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文学的“根”》，提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甚至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主张发掘民族的乃至民间的传统文化，同时强调这种发掘必须是在现代思想的支配下去进行。

于是，在1985年春天，一个文学繁荣的春天开启了。这次“杭州会议”后来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发端，对后来的“先锋文学”等流派也影响深远。韩少功后来在八九十年代创作了大量小说，寻根的理念格外执着，成为“寻根文学”的主将。

40年后，韩少功回忆，当年在场的大多是年轻人。后来的文学史记载其实有误，当时并没有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文化寻根运动。正如许子东所说，寻根文学是从文学创作到理论总结，反过来理论总结又推动了创作。

会议的起因，是大家注意到几部小说。

陈思和回忆，1983年，30岁的贾平凹写了《商州初录》，引人瞩目。同时，1983年到1984年之间，李杭育有《最后一个渔佬儿》为代表的“葛川江”系列，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阿城发表了《棋王》。

这些作品引起一批青年编辑、评论家李子云、周介人、蔡翔、李庆西、黄育海等人的关注——他们意识到这些作品不同于当时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一些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需要及时总结和反思。于是有了这次杭州会议。

会议之后，除了韩少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表达对寻根的热情，阐释寻根的意义。同时，他们以此理论为指引，继续创作大批文学作品，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那些经典文学作品。

回到历史现场

一次没有主题的神仙会

寻根“七老”重游当年杭州会议开会的地方。左起：李庆西、黄育海、许子东、黄子平、陈晓明。陈力君教授供图。

40年后，当年30多位参会者中，韩少功、许子东、李庆西、黄子平、陈思和、黄育海、李杭育七位再次回杭州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大家的回忆中，会议最初的主题并不是“寻根”。黄子平、陈思和、等人都提到，这次会议有点“神仙会”的味道，与后来九十年代学院派的学术会议明显不同。当时开会没有主题报告、没有安排宣读论文和讲评、没有限制发言时间，某个人的发言引起听者的兴趣，就不断被插话和提问打断，讲话内容也是五花八门，自由发挥。

季红真第一个发言，他边抽烟边滔滔不绝地讲新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文明与愚昧的冲突”；韩少功谈文艺的二律背反；阿城和黄子平谈了一些带有禅味的故事；李陀热情洋溢地推荐文学新人作品——莫言即将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

阿城当时在会上说了好几个故事，极具寓言性，把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李陀每次听完，都兴奋地说，这是一篇好小说，快写出来。后来，阿城真的把这些故事写成了小说，这就是著名的《遍地风流》。

会上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从新的美学出发，最后集中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谈到民族文化上。大家最后同声相应，都认为中国民族文化中有丰富的文艺资源，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结合的。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文学是引进现代派，证明中国传统中很多现代主义的东西。

左起：王安忆、茹志鹃、聂华苓、吴祖光在爱荷华（图自文艺报）

杭州会议对于没来参会的人，也影响很深。茹志娟之女、31岁的王安忆当时去徐州探亲，没来杭州，但她的《小鲍庄》与韩少功《爸爸爸》同于1985年发表——两部作品后来被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30岁的莫言受到了会议邀请，但他当时在军艺中文系读书，向学校请假失败，也没能来参会。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在1985年、1986年先后问世。

40年后的这次会议，莫言因故又没能来。在发来视频中他说，没有那次杭州会议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寻根文学。“我跟这两次会议都有缘，也都无缘。我想，这两次会议跟我们所有的新时代的作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共同见证、共同创造了这一段文学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比莫言大一岁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当时是从杂志上看到韩少功等人的寻根文学“宣言”的，他感到很受震动，写了篇文章，用“巨大的历史精神跨度”描述寻根文学，1986年前后发表。

重话当年

一次偶然的背后，是多重必然的叠加

杭州会议看上去是一次偶然，但背后是多重必然的交叉。许子东说。

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国外文艺西风东渐。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刚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加上《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版，一时间成为集体偶像。拉美文学爆炸对中国文学带来的新鲜的刺激。

韩少功、李庆西都提到，当时他们这批年轻人大多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有城乡两种生活体验。蔡翔回忆，当年会议上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文化，北京作家谈的最多的是北方文化，韩少功谈楚文化，“看得出他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

《书城》执行编委李庆西是当年“杭州会议”的亲历者之一。他表示，现在有人把“寻根”理解为寻找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实际上完全不是。在李庆西看来，“寻根”实际上是寻找一种民间的生存方式，一种生存理念。

陈思和在会上谈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大意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融汇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两者是相通的，反响热烈。蔡翔听了主动约稿，后来陈思和的发言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

阿城提到霍去病墓前的汉代石雕，让陈思和印象深刻。阿城说，西方未来派雕塑的马，为了强调马在跑，塑造了马有八条腿；而中国汉代石雕中，塑造了一匹腾空而起的马，它没有腿，身下是一片云，看起来与西方抽象派艺术非常相近。由此可见两者是相通的。

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群知青投身文学、寻找自己的文艺道路，并共同认识到，中国文学应该回归本土，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蔡翔回忆道，他们对中国文化很重视，但现代主义才是核心话题。

陈晓明提到，推动寻根的知青这一代，归来的右派本质上有非常大的根本差异。李杭育《最后的一个渔佬儿》等作品所表达的，与前辈们相比本质上有巨大差异，骨子里他们与朦胧诗、北岛才是同路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指出，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是因为世界视野的出现，就像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文化主体形象，从中反观自身。广义上的寻根文学，应该从汪曾祺、陆文夫、冯骥才开始梳理，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看待。从这个意义上，寻根文学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变革。

苏州大学教授王尧的新书《“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今年刚出版，他采访了众多作家、批评家，其中不乏李陀、陈思和、阿城、蔡翔、韩少功、李杭育等杭州会议在场人士。王尧指出，当时各种思潮共存、并置、冲突，没有这一复杂的文化空间，就不会产生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思潮。中国文化的主题性建构，也一定在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在与世界对话中产生。

《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回顾了各自杂志当年参与“寻根”思潮的历史。宗仁发表示，寻根文学到今天依然有持续影响，在接受西方和确立民族文化主体的问题上，重新思考“寻根”思潮，怎么研究都不为过。

此外，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洪治纲，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张晓玥，浙江大学副教授陈力君，上海大学副教授谢尚发等与会嘉宾也进行了发言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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