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消息，2023年1月5日6时40分，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著名史前史学家、原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毛昭晰先生在杭州不幸辞世，享年94岁。许多人称他是文化遗产的“救火兵”，被他抢救下来的“宝贝”不计其数。

2022年4月17日，钱江晚报《人文读本》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文脉赓续——探寻浙江文化基因》，追寻的第一个人物，便是毛昭晰，浙江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全国著名文化遗产的保护者。

经作者马黎授权，转载《毛昭晰：此心昭晰勇毅行》，以纪念先生。

一

1978年3月初，从工厂回来的王旭烽，坐在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129号教室里，一个阶梯教室。

中断十年后，首次招考，这一届杭州大学历史系分两个班，70多个学生，最大和最小的相差14岁。年纪最大的金儒宗30多岁，有3个孩子，上大学前，几乎天天都在农田里忙活；班里年纪最小的龚国庆，不过十几岁。

王旭烽前后，坐着宋卫平、寿柏年。后来的后来，这个班有个名字：杭大历史系77级神话，外加一个超长前缀：10多位知名房地产商＋2位福布斯富豪＋1位茅盾文学奖得主。

第一堂课，史前史。啥？完全没听说过。

毛老师来了。

一件棕色的棉袄，哈青色纽扣，围了一块灰色的围巾。

“完全是瞎蒙考进来的”王旭烽，没见过世面，没见过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样子，一看到眼前这位“毛老师”，懵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帅还不是主要的，浑身上下透出的气质，完全就是《青春之歌》里面的卢嘉川啊。

受过音乐训练的男中音，一口南方普通话。海洋里的草履虫，单细胞生物，海水，阳光，讲到人是怎么来的——他是这样开场的。古埃及文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楔形文字……王旭烽完全没有听过这些知识，世界那么广，历史那么久远，太新奇了。

毛老师是吃什么长大的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肯定不光是吃可爱多。

1945年夏天，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8月，日寇投降，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于10月份到杭州报到，文学院史地系。

当时浙大有一条规定，理工科的学生一定要选一些文科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先生的《普通生物学》，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

董聿茂，西湖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前身）馆长，施昕更的领导。1936年，董聿茂对施昕更在家乡良渚的新发现非常重视，当即拍板，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这就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董馆长跟毛昭晰有一层关系。

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浙大数学系教授，和苏步青是同事，董聿茂又是毛路真的老同事和好朋友。1937年抗战军兴，西湖博物馆辗转浙南，博物馆的藏品都保存在龙泉的水南。毛昭晰跟着家人来到龙泉，在董聿茂家里住了一学期，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上山打鸟，回来制作标本，他也跟着跑，博物馆的种子，此时就种下了。

回到让王旭烽惊叹的史前史。世界史前史研究，在浙江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1946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研究所建立人类学组，由著名人类学家吴定良教授主持。1947年，人类学组从史地研究所分出，单独成立了人类学系，开设了考古学、化石人类学、史前学、人类进化等世界史前史的课程。

1948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设立了人类学研究所，先后招收研究生8名，毛昭晰是其中之一。

年轻时的毛昭晰，已经无法用帅来形容。

人类学在当时是冷门学科，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只有两个大学有人类学系，读这个系的学生寥寥可数，研究生当然更少，但是教课的老师，全是顶流，看看给毛昭晰上课的卡司——

吴定良的“体质人类学”“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马长寿的“文化人类学”，田汝康的“区域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夏鼐的“考古学”，刘咸的“化石人类学”，沙孟海的“中国古器物学”等等。

跟毛昭晰一起听课的同学，就这么几个，后来，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者——石兴邦、毛昭晰、吴汝祚、张云鹏等。

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组建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教人类学研究的老师并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留在杭州教书的，只有毛昭晰一人，研究方向为世界史前史。

20世纪50年代，毛昭晰在杭州大学筹建了历史系文物陈列室，自己带着学生参观。1977年筹建历史系，他又力主建立选修课，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的杨招棣先生（杨招棣在杭大从教三十年后，以文入政，成为后来的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极力支持，历史系的选修课制度终于建立。

1997年的春天，杭大77级历史系20周年校友会，在学校的会议室，毛老师回来给大家上了一堂课：朝鲜半岛的石构墓葬。

虽然风趣，但毛昭晰不会讨好学生，不会特别讲个笑话让同学们入戏。他不会搞精头怪脑的东西，不会让人捧腹大笑，言过其实，或者不可思议。他有分寸。

1989年，王旭烽准备在大学和中国茶叶博物馆中选一个地方工作，去找毛昭晰。“当然是去博物馆啊。”毛老师说。王旭烽明白，他希望学生也做文博工作。

二

1968年初夏，王群力跟着爸爸王士伦（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拉着大板车，从环城西路搬到了马市街。18号墙门居住的都是知识分子，谨小慎微地处事生活。可是，即使在那样的处境里，也有仍然按照自己的世界观生活的知识分子。毛昭晰算是一个。

后来在《马市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篇文章里，王群力这样描述隔壁邻居毛昭晰。

毛昭晰住在小营巷，走一个拐角，就到了王士伦家里，两个爸爸喜欢在一起聊天。王士伦在家里说起，毛昭晰人类学科班出身，爸爸又是浙大数学系教授，家学渊源，传承有序，另外，他又对刻苦的人特别在意。有一天，王士伦回家讲，毛昭晰当文物局局长了。

小王有点惊，在他的眼里，毛昭晰就是毛老师。

环城西路20号，现在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奥斯卡电影院那一带，离沙孟海故居不远，只有老杭州才知道，70年前，这里曾有一幢西式小楼，藏龙卧虎，文脉聚集。195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在小楼里诞生，这是浙江文物事业的开端，第一个掌门人，就是文管会主任邵裴子。

198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撤销，改为浙江省文物局，5月，毛昭晰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

这是浙江省文物局第一任局长。如果从浙江文物事业的发展过程来看，他是第三个掌门人。

在他上任前几个月，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这标志着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正式走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而此前，没有文物保护法，只有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文物保护法》出台之时，毛昭晰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他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学博物馆出身，浙江的文物事业当时还远远谈不上“发展”——人手少，资金缺，文物工作还没有从“文革”结束后的颠簸中走出来。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状。

他碰到一些麻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进步，从阶级斗争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中心。文物，虽然有《文物保护法》的保障，但文物工作的最大难处，就是如何处理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今，这个矛盾依然存在，但在那个年代，这对矛盾的激烈，可以用极端来形容。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各处都在开工。

毛昭晰说，我是来当救火队队长的。

他在办公室的时间少，始终在路上、车上。只要下面有文物消息传上来，或者在报纸上看到哪里的文物出事了，会立刻动身，或者给国家文物局写信，参加国家文物局的调查组，只要是文物的事，不管哪里，都要去。“他不是派个处长下去，必须自己去。”鲍贤伦说。

有一天，王士伦找到毛昭晰：胡庆余堂要拆了！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扩大再生产，决定拆除胡庆余堂古建筑。毛昭晰几次找杭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力陈保护这座“江南药府”的重要意义。“当时我劝药厂负责人不要把木头店房改成水泥厂房，他还觉得我有‘精神病’。”毛昭晰后来对新华社记者冯源这样说。1988年，胡庆余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管理、布局、规划，毛昭晰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看到什么有价值，就会立刻去落实，他想树立一个样式，做好一个胡庆余堂，就不是一个胡庆余堂的事了，各地文物部门都知道怎么去做。鲍贤伦说，他对文物工作的整体理解，国际的视野、文化的视野，放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当中。

1992年左右，故宫博物院希望他去当院长，毛昭晰坚决不去。他对女儿说，我就喜欢杭州。我又不是领导，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就是个穷教书的，我怎么去管人家，我在杭州有做不完的事情。

1984年11月，浙江嘉兴南湖饭店门口，“三古”会议合影，右六毛昭晰，右七苏秉琦 图片由苏恺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真的做不完。走在杭州的街巷，喏，这里，毛昭晰保下来的，那里，毛昭晰被人指着鼻子骂，他还要挨家挨户做工作。

“你不能再激动了，不能过度用眼了，不然，你的眼睛要瞎的！”杭城眼科名医姚克警告毛昭晰。

2010年8月，毛昭晰给浙江省旅游局讲文化遗产保护，写讲话稿写到凌晨3点，加上讲话过分激动，眼底黄斑出血，第二天住进了医院。

住院时，杭州市启动城区运河整治工程，运河沿岸的码头、仓库、小河直街、拱宸桥西老街区被列入拆除规划。

他又躺不牢了。

不听医生警告，到处乱跑。跑到小河直街给老百姓做工作。一场运河文化研讨会正在召开，他又不请自来，指着横幅：“我首先要问，什么是运河文化？运河文化包括哪些内容？通过什么载体体现？运河文化的载体是桥梁、码头、仓储、历史街区等文化遗存，把这些文化遗存都拆掉，还谈什么运河文化？运河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运河的文化遗存一处都不能拆！”

回到病房，连夜给市委领导写了一封6页长信：大运河文化遗存不能再拆了！

“发展与保护并不矛盾，假如当时按照原来的规划拆了重建，留下的就是一堆仿古建筑，毫无吸引力。”

杭州市委领导当即在信上批示：“在拆的立即停止，已拆的妥善修复。”

2007年4月，毛昭晰在运河（杭州段）小河直街历史街区保护方案评审会上分析小河直街建筑特色

小河直街和拱宸桥西的老街保下来了，老街坊回来了，现已被列为杭州市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成为大运河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典范，“最后的天下粮仓”富义仓也保下来了，按原有历史风貌得到修复，为此后大运河申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昭晰所抗争的对象，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发展走过的一段弯路。杭州的城市竞争力得益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但之前也走过弯路。

2012年7月2日早上，浙江绍兴市区解放路轩亭口的全国文保单位秋瑾烈士纪念碑遭遇撞击，一辆斯巴鲁轿车冲过纪念碑外围护栏，冲进内护栏，万幸的是，纪念碑主体没有严重受损。

曾有很多人认为这块纪念碑妨碍交通。鲍贤伦来文物局工作后，当地新一届领导又几次提出要搬秋瑾纪念碑。鲍贤伦把毛老师的话拿出来：地面文物不能随便动，名人故居不能随便搬。秋瑾在这里就义，就在这里立碑，搬到别的地方去，就不是秋瑾就义的地方。

1986年，绍兴稽山中学校长邵鸿书找到毛昭晰：秋瑾纪念碑不能拆啊。

毛昭晰拨通了绍兴市有关领导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绍兴市长办公会议已作出搬迁的决定。

毛昭晰马上奔到绍兴，找到绍兴有关领导：“秋瑾是全国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难后，灵柩和坟墓11次被迁。秋瑾1907年被杀害后，是周恩来总理的姑父王子余先生提议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纪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处’——她就义的古轩亭口，蔡元培写的碑文，手书碑文的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这样一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文物，绝对不能拆。”回杭州后，他又给绍兴市发函，制止搬迁，秋瑾纪念碑保下来了。

毛昭晰的据理力争，很少给机会让人驳回，有时候会让人下不了台。

2002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正式开启。2011年6月24日，西湖登上了世界舞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陈文锦说，一开始，并不叫“综合保护工程”，叫西湖综合整治工程。有一次在茶叶博物馆开会，毛老师向省领导首先提出来，整治，这个提法不正确。街巷也要整治吗？市面也要整治吗？一字之差，品位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熟悉的“综保工程”，是毛昭晰的动议。这为后来西湖申遗，对历史文化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5年1月，福建福州全国配合基建考古工作会议。左四毛昭晰，左三吴汝祚，左五沈竹（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图片由苏恺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我要讲一个人，毛昭晰。”

上个月末，《反山》《瑶山》考古报告修订版新书发布会上，反山遗址考古领队王明达几次提到毛昭晰。

1986年5月，良渚反山遗址考古发掘正在进行。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马承源、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其实，12号墓只出土了97号玉琮，嵌玉漆杯等，其他文物才刚露出了一点点头。

王明达说，毛昭晰是主动到省内考古工地的省文物局长，良渚考古工地几乎全到。

阿达，你不要动哦。毛昭晰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

挖出来不好动的。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的日记：6月10日，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本来的补贴——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十万，浙江越剧团十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十万给省考古所。

1986年，王明达首次提出“良渚遗址群”的大遗址概念后，1992年，国家文物局提出，良渚遗址虽然还不是国保单位，但要按照国保的级别来对待。王明达记得，1992年，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一处（分管考古）处长孟宪民陪着张忠培首次来杭州，带来了这个超前定国保的消息，还有10万块钱的补贴。而当时，省考古所50人，全年加工资在内的总拨款才11万。

孟宪民说，这是毛昭晰先生呼吁的成果。

三

鲍贤伦原本在绍兴师专当老师，中文系主任。有一天，一纸调令来了，1991年他被调到绍兴文化局当局长。

1993年，毛昭晰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之后，省文物局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局长了。1996年10月，鲍贤伦接任。他去省委组织部报到，常务副部长跟他说：你是毛老师推荐的。再到宣传部报到：你是毛老师推荐的。对方继续说，文物局长不好当的，毛老师当得好，你要向他学习。

确实不好当。

1991年，舟山市成为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定海区的老街区也作为重点保护街区。1998年，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舟山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通过，但定海古城一系列“旧城改造”运动也开始了。

据报道，当时旧城区中的北大街、前府街、陶家弄、东管庙弄、芙蓉洲路、东大街和西大街等几条街道上的许多连接成片的深宅大院被拆毁，“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矛盾大到什么程度，今天无法想象。

鲍贤伦得到消息后，马上和当地联系，要求停止，但没有用。他带队去现场谈，依然谈不拢，继续拆。当时有一位领导跟他说：你不要再坚持了，我倒要看看是谁笑到最后。

鲍贤伦后来在《文物功能论》里写了一段话：讲文物的有用性，似乎起点太低。但只要看一下在定海古城保护和建设问题上，数十家媒体与地方政府的“对峙”；看一下陕西、浙江等地在发展旅游经济涉及文物保护时，数十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紧急呼吁，我们就有理由从起点开始清算文物的功能——文物到底有什么用，该怎么用？

鲍贤伦、陈文锦等人的压力很大。当时他们的分管领导甚至明示，你们太靠前了，要靠后一点。

有一年机构改革，一度撤销文物局，成为文化厅的内设机构。当时整个文物局只有两个人和文物局有关，就是鲍贤伦和陈文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别人都是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动机，文物局是制动设备，专门踩刹车的，给人这种感觉。

鲍贤伦回来后向上级汇报，毛昭晰旗帜鲜明：一定要制止。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接下来，全国数十家媒体对这件事做了报道。他在2001年5月29日一次全省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会议上说，据统计有84篇文章。

截取一点毛昭晰对记者说的话：“就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来说，至今还没有专项立法。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虽然有条款涉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但已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形势，当务之急一方面是要修改和完善《文物保护法》，另一方面应该总结多年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

2000年的3月10日，中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提案，成为“两会”中的一个热点，毛昭晰是提案发起人之一。

鲍贤伦经常想到毛昭晰。毛老师永远是冲锋在前的，是个斗士。最困难的时候，毛昭晰会跟他站在一起。“毛老师支持我了，就没有人会反对了。”

他是书生，更是战士。鲍贤伦说。

“他从来不会想个人的利害关系，计较得失。什么害怕之类的，毛老师不可能有的。我学不来。”

毛昭晰经常开玩笑，老鲍，省长说，文物局长，文物局长，太小了，太小了。多年以后，领导见到毛昭晰又说，你这样的人有点少。他接话：由小到少，多了一撇。

毛昭晰比鲍贤伦大26岁。从鲍贤伦接任的第一天开始，毛昭晰就叫他老鲍。老同事80多岁了，叫人小妹。

跟同事在一起，他说着说着，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夹子，里面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谁都看过——谁都看过几遍。

那时候的文物局和地方关系特别密切，大家都愿意来局里，有问题，来汇报，再帮他们解决。

每个人都叫毛老师，没有人叫毛局长。

四

陈文锦（原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来省文物局工作后，毛昭晰跟他说的第一句话：要搞博物馆。这句话，毛老师碰到新人要讲，碰到领导也要讲。

1983年，杭州的博物馆只有浙江省博物馆一家，1984年，自然博物馆从省博里分出来，浙江省自然博物馆成立。90年代初，杭州的博物馆还很少。

毛昭晰跟陈文锦提出，要三个门类的博物馆一起搞，一个综合类，第二个，现在我们叫专业博物馆，那时候叫专题博物馆，比如丝绸博物馆、官窑博物馆、茶叶博物馆。1985年，在一个省旅游发展的会议上，他提出来，杭州要大力发展博物馆，根据杭州的城市性质和文化渊源，开一大批博物馆。

陈文锦还不太能理解。毛老师换了一种方式讲，他在日本去过一个人体博物馆，入口，是人的咽喉，出来，会放一个屁。

大家边听边笑。

1994年5月28日，良渚文化博物馆对外开放，1995年，毛昭晰把自己珍藏的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捐给了博物馆。良渚考古不断有新发现，认知在刷新，博物馆也要更新换代，10年后，博物馆要建新馆，也就是现在的良渚博物院，2003年，同时启动建筑设计和展陈设计。2006年1月6日，77岁的毛昭晰带队去日本考察了十多个博物馆，列清单，当讲解员，一手包办，尤其看了大量遗址类博物馆。郭青岭说，后来良博院第二展厅场景式的复原，直接来自于毛昭晰的构想。

1993年4月，绍兴博物馆开馆。全省地市博物馆还很少的情况下，绍兴博物馆开馆，是一件大事。没有高速公路，毛昭晰延迟了一小时赶到现场，做了发言。

希望我们把博物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来建设。他说。

台下的鲍贤伦一动。

如今听来，并不是一个稀奇的观点。在当时，对于博物馆的认识，大部分人还停留在这是一个保存、研究、展示文物的地方。毛昭晰提出，博物馆的根本功能，就是为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而不仅仅是一个“物”的问题。这场延迟了一小时的讲话，鲍贤伦一下子被毛昭晰打开了。“有人认为毛老师是从学校里出来的，所以讲教育，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1999年11月20日，《钱江晚报》刊登一篇周新华写毛昭晰的文章。毛昭晰说，博物馆不只是个供人们窥视过去时光的窗口，博物馆应该是姓“博”的，它与所有的科学知识都相关，是向人们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好的地方。不仅要表现历史文物，还应该大力发展自然科学博物馆。“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人的终身学校。”

1978年恢复高考不久，他就向杭大提出开设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他认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是其他任何机构所无法替代的。

这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要创办文博专业的人。博物馆在中国还是稀罕之物，很多人不理解，设立这个专业，将来学生往哪里分配？

“这个系，就是他在充满疑虑的目光注视之下，多次只身往返于大学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进行不懈争取的结果。”里默尔·克诺普在《批判性探索中的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中这样写道。

三年里，毛昭晰去教育部跑了四次，反复讲：博物馆是发展中的事业，现在我们的博物馆虽然不多，但将来一定会有很多博物馆，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博物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博物馆。

1981年，杭大文博专业成立，他亲自去招生。

陈文锦说，当时的文物工作，比如无奈，比较悲凉，尽管我们感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不一定为人家所理解。如今，浙江全省的博物馆能够在全国走在前面，品类比较丰富的，分布比较均衡，毛昭晰做的事，没有人能取代。

五

王士伦家属于小营巷居民区，毛昭晰的妈妈是居民区主任，毛师母毛师母，很有名，做事情公正公平，受人尊敬。毛昭晰的儿子跟王群力差不多年纪。小毛的有名，在于拉小提琴，四方八里都知道，而且长得白白净净。

毛昭晰的夫人，是杭州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后来的杭师院），有一天，她跟王群力妈妈讲，让小王去读他们的夜大学。这四年学习对王群力后来的影响很大，他一直记在心里。

有一天，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士伦回来跟小王说，毛昭晰这个人，无情。王士伦后来对黄滋等后辈如此看重，多少是因为儿子，把对儿子的感情和希望，寄托在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身上。儿子没机会成才，那要帮他们成才。他很在意毛昭晰女儿的工作，她下乡回杭，想把她调到文物系统下属的单位去。

毛昭晰断然拒绝。只要他在文物系统，家里人就不能跟这件事沾一点边。

女儿有时候会“恨”。

1983年开始在浙江省文物局工作，一直到86岁，爸爸终于不再参加任何工作。但是，每年大年初一早上，爸爸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这是他的必修课。女儿说，爸爸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件事，毛昭晰一直做到快90岁，直到摔跤——2019年3月25日下床摔了一跤，一根股骨颈摔断，开始住院。6月，在医院里又摔了一跤。

爸爸经常对女儿说，幸亏你没走哦，还好你在。

有时候，爸爸会突然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女儿说，有什么对不起的，都过去了。

一颗小小的红宝石，暗色的光。

女儿摸着胸前的这颗红宝石项链——我一直戴着，80年代他第一次去日本考察买的。其他项链我也有很多，都不戴。因为这是我爸爸给我的。

女儿从小身体不好。“外公，妈妈又生病了。”接到外孙电话，很晚了，毛昭晰自己坐公交车去看女儿。55号车，当时是专门配给他用的。但他经常不坐，如果“迫不得已”坐，司机送到后，他下车，一定要绕到窗口：谢谢，再见。

他也从来不叫家人坐。女儿陪他去医院看病，毛昭晰叫她自己坐公交车去浙二医院门口等。他如果走得动，也要坐公交。有一次妈妈生病，毛昭晰从城西的家到市中医院，自己转了三趟车，那时他已经80多岁。他完全可以叫车，就是不叫。

女儿有时候想，爸爸的一根筋，杭州话讲，不知道哪里搭错了。

他很少花钱，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有一年，毛昭晰从花园新村搬到了体育场路，体育场路上开了两家书店，一家是晓风书屋，另一家书店关门前，毛昭晰把书店里所有的书都买到了家里，车库里也塞满。我们本想去毛老师家的书房看看。女儿说，进不去。爸爸的书，翻页翻好，绝对不能去动。

1996年10月07日，六和塔景区的新景“六和钟声”正式起鸣。六和塔文保所决定铸造一口重2.3吨的大钟，请毛照晰撰写铭文。1996年8月21日 ，记者采访，毛昭晰细心讲解：钟是口朝下；铙是口朝上底朝下，有个柄儿，使用时以手执柄，以槌敲击，形状与钟相似，二者大小不同而已。

他作四言铭文，共12句96字，写得典雅韵致，毛笔隶书，柔婉端严。有一句，打草稿时，始拟“屹立东方”，继换“威灵远扬”，后改定“仁威远扬”。女儿讲，96个字，爸爸十十足足写了一个月，改了无数次。

爸爸，你写的字，那让我们去看一下么，让我们也敲一下钟。开放那天，女儿说。

你去则撒？不准去。不准——这个词在家里，是常用词。

直到女儿40岁生日，她花了十块钱去敲了一次钟。回来后才跟他讲。

好不好？毛好哦？真当好的哦？爸爸开心地笑了。

六

1978年还是1979年的夏天，毛昭晰去参加一个全国教材编写的工作会议，从东北回来，来王士伦家里坐，穿了一双布鞋。小王说，毛老师你这双鞋毛好看，哪里买的。

毛昭晰说，我是六不先生。不喝酒，不喝茶，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不会卡拉OK。女儿说，他出去就是白开水一杯，平时就是西装衬衣。

他是机关里的另类。

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也抽烟。刚刚抽了几口，毛老师进来了，眉头一皱。陈浩，我又要批评你了，又抽烟。陈浩是当时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陈浩很“坏”：毛老师批评得对，我们主要看鲍局长，鲍局长不抽我们就不抽。

毛老师眼睛扫到老鲍身上。

毛老师，你说得对的，我考虑一下，先减少，再逐步把烟戒掉。老鲍说。

孟子说了：“今有人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在这样一个场合，毛昭晰突然念了《孟子·滕文公下》里的一句话。很多人还来不及反应过来，鲍贤伦听懂了：谢谢毛老师，谢谢毛老师。

毛昭晰的风趣和风度。

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剧组来小营巷访问，大家围拢看热闹，毛昭晰也在人群里。此时，演员们正从纪念馆里排队出来，大家在说，哪个是“白毛女”石钟琴。有人一眼看到，闹，围紫围巾的围紫围巾的！毛昭晰插嘴：小心袄，表只记得看围巾人忙记（忘记）看的！

一本小小方方的老底子的电话本，一直放在毛昭晰的裤子口袋里，四边已经磨成粉末状，进医院后，他又放在病号服的口袋里。他不会用通讯录，一直翻电话本打电话。一个用了20多年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不肯换，女儿只好让儿子在网上再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80岁，大家提议给他做寿，“请毛老师配合一下”，坚决不做。家人和同事想把他的学术论文整理，老鲍也把他的工作资料做了整理，他也反对。

2021年5月7号，毛昭晰92岁生日，在医院吃了大蛋糕。

但是，2009年1月8日，鄞州区业余文保员会议，80岁的毛昭晰拿出一幅他自己装裱好的照片，送给了60多岁的鄞州洞桥镇业余文保员王阿福。　

这幅照片是他3年前拍的，2005年10月11日，到走马塘走亲戚的王阿福经过蜈蚣山时，看到有施工队正在山坡上施工，铲车一铲下去，他发现了一块古墓砖。向文物部门汇报后，他转身回家，取了日常生活用品，用塑料布在现场搭了一个小帐篷，一住就是两个多月。2006年12月初，毛昭晰到现场考察，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知道要来参加业余文保员会议，来宁波之前，他自己用镜框装裱相片，在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位业余文保员生病，毛昭晰寄去了一万元。

1994年8月6日《浙江日报》的一则新闻，题目：《太阳又照“小门庭”》。浙江省博物馆的俞为洁4岁的儿子丢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昭晰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偶尔听到她家小孩丢了，毛老师当场掉了眼泪，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300元，让一位同事转交给她。过了几天，他又托人先后送来600元和4100元，说：我凑了5000元整数作为捐助，希望你们早一天找到孩子。

七

2003年3月11日，人民大会堂。

卸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1天后，毛昭晰带着“列席证”，告诉一些熟悉的代表：洛阳那边来消息了，中央派的调查组下去了。我昨晚睡得很好。

1998年，他被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期到2003年2月28日。

2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他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任上的最后一天。凌晨两点，他写完一封长信，密密麻麻两页，第二天递给了中央领导。

前一天上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例会。下午，他在《中国文物报》上看到记者李让——如今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的一篇报道——《洛阳在毁什么？！》（1月24日刊发）。

头版一整版，标题字号前所未有的大，看起来触目惊心。

李让报道了一件事：洛阳未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未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了著名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施工，“天子驾六”车马坑也即将被破坏。

东周王陵刚刚出土了六马驾驭的“天子之乘”，证实了古文献夏商周时期“天子驾六”的说法。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拿着刚刚通过的《文物法》给广场指挥部，负责人说，“拿走，我这里也有很多法。”

“他们是在藐视法律，法律的尊严在哪里？”他对中青报记者王尧直言。

李让来到位于西黄城根北街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常委驻地时，已经很晚了，他给毛昭晰带来了两期报纸——刊登《洛阳在毁什么？！》的2003年1月24日《中国文物报》和刊登《洛阳，1月16日以后……》的2003年2月12日《中国文物报》，每期都带来几十份。

毛昭晰没管他有没有吃晚饭，让他跟着自己，抱上报纸，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住在会议中心的全国人大常委，告诉他们发生在洛阳的违法事件，给他们留下报纸，请他们关注。

回到房间，李让劝他赶紧休息。这次来北京参加两会，给毛昭晰看眼睛的医生很生气，这个病人到处乱跑，左眼眼底出血未愈，视力基本丧失，读书写字都很困难，血一旦进入玻璃体，眼睛就废了，可能会失明。医生不许他来。他只好反复央求，医生深知他的脾气，直到他答应尽量不看书看报，才放他出院。

此时，左眼眼底已经出血。

他扭亮台灯，铺好纸，开始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李让在旁边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2003年2月28日凌晨，毛昭晰在房间为洛阳抢建“河洛文化广场”一事，给中央领导写信。李让拍下了这张照片。

现在已经是2月28日凌晨了。毛昭晰说，2月28日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最后一天，现在我在站最后一班岗、做最后一件事。

这封信写到凌晨两点。

3月6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他说：“我们今天下午就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将会同河南省政府查处此事。”单霁翔对他说。

3月10日晚，消息传来，洛阳破坏文物事件已得到制止，“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址已被保护起来。

眼睛的事，他从来不跟家人说。女儿说，早两年，他还躺在床上看看东西，这两年不看了，也没东西可看了。

毛昭晰说：这是上天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我还是想拼命睁开双眼。

三峡的泥沙和移民、立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建议对拐卖强迫妇女结婚的人处以重刑”。当常委5年，他提出了太多跟他的专业“不搭介”的议案。有一年两会上，几乎不看足球的他领衔提交了议案，建议司法介入查处球场“黑哨”。

“我只是一个书生，凭责任感做事。曾经是人大代表，不是炫耀的头衔，而是增加了为人民说话的责任。我不考虑什么明哲保身，惹不惹麻烦。我说了这么多真话，也没有什么麻烦。”

八

女儿说，我为你可惜，你这辈子兴趣那么多，退下来完全可以有很多事情做。但这两年，爸爸已经没有再听音乐了。他说，我是开会开多了。

历史系有一次搞活动，杨招棣先生念了一首宋词，爱情题材，眉眼盈盈处，大家傻掉了。毛昭晰先生又唱了一首《延安颂》，王旭烽惊呆了，唱得这么好。

他是老杭大合唱团的男高，同时选修钢琴课。1947年，竺可桢从欧美考察回来，购回四百多张音乐唱片，委托毛昭晰编目。1950年，毛昭晰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欧洲近代音乐史及音乐作品欣赏。一个研究史前史的教授，开设音乐课堂，这在全国大概绝无仅有。

学生黄朴民写过一段回忆。讲到关键处，毛老师会拿起讲桌上随身带着的小提琴演奏。有一次讲座，他让在杭州大学读书的儿子来帮忙。他讲世界著名小提琴曲的艺术成就，儿子演奏了一曲马斯奈的《沉思》。

“这乃是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期间所亲身见证的美丽风景线之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的那点浅薄音乐常识，何谓交响乐的第一音乐动机、第二音乐动机，《蓝色多瑙河》七小段舞曲结构是怎么递进与表现的，等等，都来自于毛昭晰老师的启蒙。”

毛昭晰和王旭烽是同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一起开会。有一次，住处楼下有一架钢琴，王旭烽学过钢琴，会开完，她上前弹了一会儿。毛老师走过来了，什么都没有说，也上前弹了一会儿，王旭烽又惊呆了，忘记是莫扎特还是贝多芬的曲子，自然，流畅，毛老师笔挺。

“文革”时，他只保留了四张柴可夫斯基的唱片，藏在二层小楼的火炉里，没有被砸碎。

1988年，毛昭晰作为团长，带着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访问英国。诺丁汉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开着轿车带他们出门。车上，馆长把一盒磁带插入收录机，毛昭晰一听，用英语讲：“太好了，肖邦的《摇篮曲》。”

有一次，省文化厅在杭州饭店接待来自美国的艺术家。有人介绍杭州剧院的舞台很好，曾演出过著名歌剧《茶花女》。《茶花女》是个专用名词，翻译一下子译不出来。省文化厅副厅长毛昭晰用意大利语秒答。

毛先生，您最喜欢哪一位歌剧作家？

威尔第和普契尼。

1997年9月18日，《杭州日报》下午版报道，我省第一家正规音乐厅——浙江广播音乐厅的首次运作，改变文化界“看白戏”的习惯，售价从20元到100元的入场券，全部公开门售。小提琴家盛中国与夫人、钢琴家漱田裕子的小提琴、钢琴独奏音乐会，作为这家音乐厅开业的首场演出，于9月20日、21日连演两场。许多“关系户”听到音乐会的消息后纷纷按老规矩来讨票。广电厅领导一一婉言谢绝。新闻标题：想听音乐，到票房去买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昭晰第一时间买了80元一张的三张入场券，全家一起看。”

女儿经常想起和爸爸一起去山上采草药的日子。

周日，他去北高峰、桃源岭采草药。女儿扁桃体肿大，他采了夏枯草，晒干，泡水给她喝，太苦了，但很快就好了。小姑姑有一次中耳炎，一个耳朵听不见声音。他采了兔儿草，塞到耳朵里，后来也好了。

谁拉肚子了，谁耳鸣，谁生了个疖子，爸爸就用草药治病。毛叔叔，我格的（杭州话，这里）不舒服。他说，你不要动，我马上去八你们采草药哦。

他骑着爷爷留下来的破自行车，裤脚一卷，咯哒咯哒，女儿儿子一前一后，去山上，去植物园。这是车前草，那是蒲公英，他对植物着迷。

下午刚见过面，晚上6点左右，爸爸一定会给女儿再打一个电话。你好不好啊，你要休息哦，你要养好哦。每天晚上如此。2019年住进医院，第二次摔跤后，爸爸就没再给她打电话。现在，是女儿给他打，爸爸没有这个能力了，也记不住自己的电话了。

女儿有时候担心爸爸的记忆。你认识我伐？

我如果连女儿都不认识，我就不是你格爸爸的，你啊以为我是木大啊（杭州话，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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