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子宋韵考古先行 考古工作擦亮浙江宋韵文化标识
杭州网 发布时间：2022-07-12 15:18
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我国考古工作者需“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今年，在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提出“要打造新时代文化艺术标识”，并再次强调“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而落子宋韵，浙江是经过沉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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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打造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的宏大理想，考古正是解密历史、深挖内涵的关键利器，乘风破浪会有时，起码挂云帆济沧海，顺应时代潮流，浙江考古人正当扬帆起航、奋力前行，为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凿开穿越古今的时空隧道。
下文我们先回顾一下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浙江宋代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眺望，更上一层。
1．繁荣富庶的都市建设
自五代吴越国建都杭州以来，两浙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杭州城也由此步入一方重镇的行列。延及两宋，钱氏纳土归朝，两浙社会得以平稳过渡进入下一个时代。
至宋室南渡，杭州临安府成为南宋都城，再度跃居中国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发展达于鼎盛。因此，杭州宋代临安城考古也因此成为浙江宋元考古的重大学术课题。虽因南宋临安城与现代杭州城“古今重叠”，工作难度极大，但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中，仍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1983年以来，五代至宋代捍海塘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杭州海塘的走向及构筑技术，也为南宋皇城方位的界定作了必要准备。它鲜活展现了杭州城市发展史的演变历程，是人类与自然斗智斗勇的历史华章。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已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南宋临安城皇城、外城墙遗迹的轮廓和保存状况。其中，南宋御街是城内的道路肌理中最重要的考古遗存。御街贯穿杭州城南北，南起皇城北门，经朝天门（今鼓楼），两侧有太庙、三省六部，是为南段；过朝天门，经德寿宫侧，至观桥，是为中段；在观桥附近，抵达终点景灵宫，是为御街北段。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关于御街的砌筑工艺、北中南三段的宽度等比较可靠的复原数据。
城内的主要建筑遗址，1995年以来先后发掘了太庙、临安府治、恭圣仁烈杨皇后宅、三省六部、德寿宫遗址等，多次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德寿宫为宋高宗赵构禅位后的居所，与凤凰山上的皇城（南内）遥相呼应，时称北内。考古人员在遗址内揭示了大型宫殿基址、砖砌道路、砖砌庭院地面、台阶、假山基础、排水设施等各类建筑遗迹，明确了德寿宫中轴线位置，为科学复原和展示德寿宫遗址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杭州临安城出土宋代木构水管
此外，凤凰山老虎洞宋元窑址的工作，既是宋代瓷窑址考古领域的重大成果，也是临安城考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丰富了我们对于杭州皇城内产业结构的认识。2016年杭州劝业里发现的南宋连接城内水井和西湖水源的木制引水管道，更是体现自唐代以来，引湖入城与杭州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实例。这些考古工作，都在一步步丰富着现代人对于南宋临安皇城、宫城的认识，为全面了解和研究宋代杭州城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和城市发展动力，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杭州老虎洞官窑出土青瓷瓶
同时，位于杭州西南的富阳新登古城遗址，也已发掘了古城南门、西门和东门、 小东门及北门等区域，取得重要成果。遗址内发现的唐、宋和明清时期遗迹结构清晰，叠压关系明显，保存情况较好，证实了古城围山建城、单面城墙的独特性，为研究唐宋以来南方中小型城市的布局和营造技术提供了重要材料。2008年发掘的富阳宋代泗洲造纸遗址，则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造竹纸作坊遗址，其工艺流程完整，是我国造纸手工业考古的重大发现。
作为当时浙东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宁波明州港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突出成果。在宁波唐宋子城遗址范围内发现的永丰库遗址，是一座宋、元、明时期大型衙署仓储遗址，其前身为南宋常平仓，入元后改为永丰库。永丰库遗址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遗存有与之相关的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沟、水井、河道等众多遗迹，出土可各类文物800余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元时期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口岸的发展水平。而明州城东门外的和义路、江厦街一带，原为宋代的港口区域，已发现的码头遗址年代由北宋早期至南宋早期。并且考古人员还先后发现了几艘宋代沉船，其中1979年发现了北宋时期的海船，2003年又在和义路发现了南宋时期的近海、内陆两用运输船。和义路沉船在出土后，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此外还有市舶司遗址和现存的高丽使馆旧址等，与上述考古发现的遗迹共同构建起了宋代宁波港的整体面貌。
↑宁波元代永丰库遗址发掘场景
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已发现了城墙、建筑基址、灰坑和墓葬，出土大量唐宋以来陶瓷、砖瓦、铜钱类遗物。根据出土遗物分析，该段城墙始建年代当不晚于五代时期，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断为明州（今宁波）罗城城墙望京门北侧的一段。这一发现，为我国古代州府级城市布局、城墙结构和宁波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
温州古城也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考古工作，其中2015年勘探并清理了五代内城谯楼遗址，包括谯楼的门址、城台、城垣、马道、排水沟等遗迹。同时还勘探揭露出华盖山外城一段砖墙和上下叠压的两段石墙。结合出土遗物判断，该段砖墙应建于南宋时期。2021年的子城考古工作，则发现了温州子城西城墙、护城河两侧驳岸及各时期建筑遗迹，对认识温州子城的建筑方式、古今叠加的山水城市格局及其演变历程具有重要价值，为我国城市考古和城池史研究积累了珍贵资料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嘉兴子城自五代天福五年（940）升格为州府城市以来，历代衙署所在地，总占地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其南门——谯楼，更是嘉兴的历史文化地标。考古工作共发现了宋代南城墙、明清道路，谯楼以北中轴线建筑布局，子城西北角宋代北城墙、西城墙、高台建筑基址、明清围墙及墙外道路等遗迹。在江南地区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因为子城通常位于城市的绝对中心，很难保留。在浙江乃至中国南方地区而言，只有嘉兴子城遗址几乎完整保留至今，并且具有全面揭露和展示的基本条件。通过目前的考古工作，可知嘉兴子城的城墙和城内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具有还原同时期江南州级子城面貌的条件，这对于研究唐宋衙署建筑和城市制度都有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湖州唐宋子城东城墙遗址，由晚唐、五代吴越国、南宋三期的墙体组成，门道遗址保存较好，甬道上有三层地面叠压，门道两侧对称设置太湖石质的柱顶石，呈“排叉柱”形式，为唐宋城门建筑结构的典型遗存。此外，如临海台州城靖越门东侧城墙遗址、丽水行春门遗址、严州府城梅城遗址，均开启了不同程度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是当地城市考古系统化的开端。以上的考古工作，为我们了解两宋时期浙江范围内城市的建设水平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玉环玉城前塘垟宋代盐业遗址一处系统的盐业考古成果。遗址内发现了系统的宋代制盐作坊，包括方形盐灶、盐卤坑、石砌水池、坯料坑等迹象多处。出土陶支座、灶篦类烧土块、烧土支臂等制盐器具逾万件，另发现部分龙泉窑青瓷碗、芒口碗、黑釉盏、缸、铜钱、磨盘及砖瓦等各类遗物。结合本次工作，发掘者对浙南地区对宋元时期的官方盐场布局、组织形式、工艺流程、灶具变化等问题均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2．南宋君臣的丧葬礼仪
↑南宋赵伯澐墓出土南唐李昪投龙玉璧挂件
自建炎元年宋室南渡，南宋王朝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逐步巩固了对中国南方的统治权。在此期间，南宋王朝建立起了象征王权正统的新的皇陵区——绍兴会稽山（宝山）皇陵。
位于绍兴的南宋皇陵，后人习称为宋六陵，实际包含了北宋徽宗、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七帝陵及昭慈孟太后等七座后陵。南宋建立，沿用了大量的北宋国家制度，其中即包括以五音姓利为基础的帝后陵寝制度。在营建陵寝的过程中，将北宋的攒宫与山陵两种体系相结合，创造了南宋皇陵攒宫制度，以体现其传承北宋国祚的信念。至本世纪初，南宋皇陵在地表已难觅踪迹。2012年至今，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成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其中2018年至今，连续五年先后组织发掘了一号陵园遗址和二号陵园遗址。以考古工作为依托，目前已初步复原了一号陵园的龟头殿、享殿和门殿的建筑形制，以及陵园的整体格局。通过现有的发现可知，南宋帝陵制度大致延续了北宋皇陵的传统，同时又整合了北宋大行丧仪的攒宫与山陵两种制度，体现了南宋王朝对统一的北宋王朝强烈的政治与文化的认同。可以说，南宋皇陵（宋六陵）是宋金之际中国传统皇家丧葬礼制在南方地区的典型代表。同时，它也反映了在宋辽金元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两宋文化转而扎根江南，并在此地逐步发展的进程。
↑绍兴南宋皇陵一号陵园复原模型
在此期间，绍兴兰若寺墓地考古工作揭示出了目前所见我国已发掘的南宋墓葬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实例。从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分析，墓地与南宋皇家陵园当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也可视为目前研究南宋帝陵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发现的较为重要的南宋时期墓葬还有庆元南宋胡纮墓、黄岩赵伯澐墓、常山赵鼎墓、余姚史嵩之夫妇墓、武义徐谓礼墓、徐邦宪墓、临安洪起畏夫妇墓等，出土和保存了大量文物，为丰富宋元时期考古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墓志、文书、服饰、器用等多方面的宝贵材料。
3．青瓷审美的典范与百工竞巧的时代
陶瓷研究者常言：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浙江陶瓷水平之最高标志，又在越窑、龙泉窑两大体系。其中越窑虽盛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期仍不乏创造力。而龙泉窑更是宋代尤其是南宋陶瓷的代表。近几年来，考古人员又在黄岩沙埠窑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我们全面把握两宋之际浙江的瓷业面貌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
慈溪上林湖无疑是唐宋越窑的核心窑场。荷花芯越窑窑址的发掘，首次揭露出大规模的唐宋时期越窑的制瓷作坊遗迹，为复原唐宋时期越窑窑场布局提供了详尽的资料。此外，发掘出土晚唐、五 代、北宋诸时期的大量瓷器与窑具标本，对各时期越窑生产面貌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深化了越窑瓷器的分期研究。而宁波东钱湖窑场，亦属唐末以来越窑体系的重要产地，其产品的生产、销售与宁波港的发展息息相关，有力地推动了后期越窑的生产水平与外销能力。
龙泉窑最早出现于北宋中期左右，南宋中期以后迎来发展的高峰，这一过程持续至元代及明代早期。根据目前的研究，将龙泉窑址群分为东区和南区两大片区。早期龙泉窑与越窑关系密切，无论是器型、装饰、装烧、窑具等，几乎如出一辙。至南宋晚期，龙泉窑生产工艺达到最高水平，尤其是粉青釉的创烧。窑址分布范围几乎遍及龙泉南区和龙泉东区。同时，除白胎产品外，还出现相当比例的黑胎产品窑址，与官窑系统当有密切关系。整体而言，龙泉窑是中国青瓷的集大成者，也是古代青瓷生产最后的高峰。
↑黄岩沙埠窑址群
黄岩沙埠窑址群自2019年以来，连续开展了四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在最重要的竹家岭窑址和凤凰山窑址区域内，均揭露出了规模庞大的龙窑窑炉。其中竹家岭窑炉遗迹为浙江地区目前已发掘的两宋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结构最为清晰的窑炉遗迹，同时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具标本，基本构建起沙埠青瓷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沙埠窑址产品结构、生产年代、窑业技术等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同时，沙埠窑对于探索北宋时期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等瓷业技术交流模式与途径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浙江陶瓷考古的发展势头依旧，窑址类型几乎涵盖括了越窑、龙泉窑两大窑业体系。沙埠窑的成果，更为瓷窑址考古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成为深入探索浙江青瓷窑业传承与发展、南北方主要窑业系统交流互动等问题的重要基础。当然，在青瓷产品之外，各地区还结合当地资源与实际需求，发展出了诸如黑釉、褐釉、乳浊釉等产品。通过系统而长期的瓷窑址考古工作，我们正在逐步揭示出宋代瓷窑业丰富多彩的面貌。
4．港通天下的海外交流
↑宁波博物馆《发现——宁波新世纪考古成果展》展陈
由于浙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量优良的沿海港口，海上交流自唐代以来就逐步发展起来。随着南宋定都杭州，在浙江多地设立市舶务，江浙一带的对外交流更是达于鼎盛。
在众多遗迹、遗存中，水下沉船考古成为海洋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前述，自1979年以来宁波即发掘了东门口北宋沉船、和义路南宋沉船等古船遗存。1998年象山港水下考古调查，是浙江省首个真正意义的水下考古项目，2006至2010年期间开展的“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项目，在宁波、舟山、台州、温州海域共发现水下文物线索200余条。同时，考古人员还先后于舟山定海、六横岛、岱山等地进行了多次区域调查与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发现了定海里钓岛等多处宋元时期海洋文化遗址。
自2021年以来，为配合温州望江路建设工程，发掘了温州朔门外宋元港口遗址群，先后发现了水门头系列地下建筑遗迹、瓮城城墙及出城道路，以及码头、沉船、干栏式建筑、作坊、水井等遗迹遗存，出土了大量的宋元时期陶瓷标本，取得了重大成果。该遗址是在宁波港之外，又一个多种要素综合呈现的宋代港口城市的重要标本，为研究宋元时期浙江海上交流的整体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可见，随着水下考古、古船修复和研究、港口和海岛等多类型遗迹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我们将可以更将清晰地了解两宋时期浙江海上交流的整体能力和基本面貌，把握浙江地区在10—13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承担的角色与作用。
5．风雅精致的社会文化
佛教考古工作主要是佛塔地宫及塔身的清理。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先后在金华万佛塔、龙泉三塔（平林寺双塔和金沙塔）、温州白象塔、瑞安慧光塔、丽水碧湖南宋塔、东阳南寺塔、绍兴钱清塔等发现了大批文物，如万佛塔塔基出土的60多座铜造像；碧湖南宋塔发现的刻本佛经，刊刻时间起自五代止于南宋；慧光塔出土的经函和舍利函以檀木为胎，外壁用漆堆出佛像、瑞兽、花鸟，并用金粉绘出各种图案，代表了宋代温州漆器较高的工艺水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岩灵石寺塔、湖州飞英塔、宁波天封塔、平湖报本塔等的地宫或塔身，均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如灵石寺塔出土戏剧人物砖雕、线刻纹铜镜和《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经卷等，飞英塔出土吴汉月施舍的刻本《妙法莲花经》及木胎螺钿漆箱，天封塔地宫出土南宋银殿，平湖报本塔黄花梨木圆罐内的郑和募捐的《妙法莲华经》长卷，均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
↑东明寺塔院局部（东南部）
2016年发掘的余杭安溪东明寺遗址，揭露法堂、塔院遗迹及20余座墓葬和墓塔等。此外，西湖南山造像、飞来峰造像，以及杭州市元代藏传佛教史迹的整理、研究也有重要成果。
在南高峰塔遗址，发现了五代至宋、以及清至民国早晚两期建筑遗迹，出土了建筑构件、塑像、瓷器等遗物。本次发掘明确了南高峰塔的位置与形制，以及塔院建筑基址的布局和结构，基本廓清了南高峰塔及塔院的整体空间格局，这种采用东西纵向轴线，前塔后殿形式布局反映了五代吴越国时期仍沿袭隋唐及之前佛寺建筑前塔后殿的布局特点。同时这一布局形制在宋代维修时，继续得以保留。
↑ 净慈寺遗址出土 越窑青釉开光刻划花执壶 宋
净慈寺坐落在南屏山中峰慧日峰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湖十景”之“南屏晚钟”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在2021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五代至宋的一组大型建筑遗迹，遗迹规模宏大，结构清晰。此次发掘对了解净慈寺不同时期的主要建筑的特点、营造手法、规模和形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对研究古代寺庙建筑和五山十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此外，随着近年来石窟寺、摩崖造像调查工作的全面展开，研究人员在浙江区域内又新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唐宋摩崖题记和石窟寺造像等，极大地丰富了对于宋代宗教和市民文化发展水平等问题的认识。
6．追求卓越的建筑艺术
2012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海宁市博物馆联合对长安闸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长安闸还保留有上、中、下三闸、三闸至中闸闸河、上澳澳口、元坝等遗迹。现存中闸、下闸遗址的修建年代应在南宋中后期，其石闸槽形式与南宋《咸淳临安志》“绍兴八年以石为之”的记载基本符合，对复原宋代江南运河的河道宽度有参考意义。通过下闸的发掘，还获知宋代的船闸建造工艺，对研究江南运河的闸坝建造有重要意义。同时，下闸与中闸之间的闸室长约140米，中闸与上闸的闸室约125米，与《咸淳临安志》的记载基本符合，证明今长安三闸的位置及其河道，与两宋时期并无改变。
↑长安闸中闸西侧闸门柱
钱塘江古海塘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水利工程，是我国古代匠作营造技艺、公共工程建设、社会经济水平高度发展的综合体现。2016年发掘的杭州市常青古海塘遗址，为典型的石塘结构，遗存可分为三组，叠压关系明确，最上层一组为清代塘体，其下两组层则为宋元时期所筑。钱塘江古海塘作为重要的历史地理坐标对研究杭州古代城市发展史和钱塘江流域历史地位的发展演变具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在德寿宫、南宋皇陵、品官墓葬等考古工作中，依托充分的信息数据采集和相关资料整理，考古人员也在逐步复原南宋时期宫殿建筑、墓园布局与祭祀空间的结构，努力再现宋代高规格建筑的实际面貌与建筑艺术的发展过程。如今，随着宋塔、宋桥等更多的研究课题的逐步构建，我们对宋代建筑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少数传世的官式模版。通过长期不懈的文物考古工作，将有望更全面地勾勒出宋代建筑的卓越技艺与多样性元素，再现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面貌。
7．余论
对宋韵文化的理解，或当从开放与发展中着眼；对宋代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也当放眼于山海之间，由城市、港口、墓葬、海塘、运河、手工业、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入手，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认真发掘和严肃解读，真正全面认识宋代文化，理解宋韵精髓。
严复曾言“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历史学家刘子健亦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作为南宋腹心之地，浙江是宋文化盛极之时的集大成区域，是两宋文化遗存的富集之地。在“落子宋韵”的形势下，近年来关于宋代的考古文物工作更加多样化、立体化，并且通过考古研究的快速积淀，我们的信心穿越千年，将那个多元融合、兼容并包的时代重新展现出来。宋人创造的文明菁华也将不断地滋养、甚至再次启发今人的审美与思想，助力浙江文旅融合与共同富裕的时代大局。
（上述考古成果信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市文物保护所、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多家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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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考古（ID：zjarchaeology） 作者：李晖达 编辑：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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