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绘本《浙江全图·富阳》(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自韵味杭州网
富阳老城的东面,有一座临富春江的历史文化名山——鹳山。鹳山三面环水,因此山多天然岩,最早叫“石头山”。唐朝时,此山属道观管辖,曾叫“观山”。宋朝时,属官府管辖,鹳山被辟为游览之所。因其外形如一只迎江俯瞰的鹳鸟,故被命名为“鹳山”。
鹳山不高,海拔高度约43米。然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鹳山古迹众多,人文底蕴深厚,说它是富阳名山之冠,亦不为过。
归隐之“冠”山
(奚珣强摄)
在鹳山南麓的澄江亭东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严子陵垂钓处”六字。严子陵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刘秀起兵后,曾五次请严子陵到军营中商议军中要事。东汉政权建立后,刘秀曾把严子陵请进皇宫彻夜长谈,向他请教治国之策。
然而,严子陵在朝中仅停留了几天,就悄然离开京城,来到富春江畔,过起了读书、农耕、垂钓的隐居生活。
《富春江游览志》载:“严先生钓迹,属富阳境者有二 :一在鹳山,宋淳 祐 间(公元1241—1252年)立碑石傍有‘钓台真迹’四个字;一在赤山亭(一名鸡笼山)。”
富春江流经富阳境内时,江面变得开阔,水势趋于平缓。鹳山地形独特,一峰兀立江边,江水至鹳山处为之一阻,形成一湾,上流携带而来的枯叶等在此沉积,此处于是成为鱼儿栖息觅食的理想之所。鹳山南麓,龟川石畔,绿树掩映,面江垂钓,实乃人生快事。古往今来,隐士颇多,但像严子陵这样的高士不多。严子陵不像有些隐士,是在仕途无望之后归隐山林,或在国破家亡之后寄情山水,或在穷困潦倒之际以隐为进。他是在功成名就之际潇洒而归,隐得彻底,隐得快意。
说严子陵是隐者之冠,想来大家都会认同。
唐朝诗人吴融入富阳,说“严光万古清风在,不敢停桡更问津”,这是高山仰止,望而却步。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由衷赞美,日月同辉。明代诗人徐渭游鹳山,凭吊严子陵祠,留下“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的诗句,这是望水兴叹,景行行止。
清廉之“冠”山
(奚珣强摄)
鹳山脚下,东门渡码头附近,有一座石牌坊,叫大学士坊。牌坊后面有一间祠堂,叫董公祠。这些建筑,都是为纪念清代富阳人董邦达、董诰父子而建造的。董邦达、董诰父子让人津津乐道之处有三。一是他们的地位:董邦达官至礼部尚书,董诰则是文华殿大学士,都深得朝廷信任,被誉为“父尚书子宰相事功昭著两朝”。二是他们的绘画造诣:董邦达工画,与董源、 董其昌并称“三董”;董诰精书法、善绘画,与其父有“大、小董”之称,被赞为“擅书画工辞章文采长留千古”。第三,则是他们的清廉。
据资料记载,董诰曾五次回到家乡富阳,其中两次是陪同乾隆下江南,三次是回故乡办丧事,安葬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董诰在家乡期间,邻县一大财主坐着大轿,前呼后拥来拜谒董诰,在途中遇到两个农夫用兜子抬着一位老者过来,一打听,那老者竟然是董诰。
董诰临死前,要求儿子将自己安葬在董邦达的坟墓附近。可董诰虽贵为丞相,却两袖清风,家无地产。后来,还是一位被董家清廉所感动的乡绅帮忙,在今新桐乡包家淇村盘下一块墓地,作为董诰的安息之所。
董邦达、董诰父子历事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身居高位。可他们两袖清风,未增置一亩田,未添置一间房,古往今来,实属罕见。说他们是清廉之冠,可谓实至名归。难怪,董诰死后,嘉庆帝伤心不已,亲撰挽联,赞叹董诰父子“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
忠烈之“冠”山
(鹳山上的碉堡遗存,奚珣强摄)
鹳山南麓,百米之内有三处郁氏纪念场所,分别为“郁曼陀烈士血衣冢”“双烈亭”和“松筠别墅旧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富春江畔的郁氏一族,从母至子,誓死不屈,演绎出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彰显出郁氏一族的忠烈之魂。
1937年12月24日,日寇入侵富阳,占据鹳山,强迫郁达夫母亲陆老夫人给他们烧饭供水。秉性刚烈的郁母不甘做亡国奴,怀揣炒米躲进松筠别墅后的林中石崖间,隐忍不出,冻饿而死。
1939年11月23日,时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的郁曼陀,像往常一样坐上包车前往法院。不料,竟被埋伏在侧的汪伪特务连击三枪,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郁曼陀在20世纪30年代形势复杂的上海滩,为救助进步人士、严惩汉奸凶顽,宁折不弯,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5年8月2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个星期之后,日本宪兵为阻止曾在巴爷公务为日本宪兵作传译的郁达夫揭露暴行,将郁达夫秘密绑架,残忍杀害。一门三烈!这是怎样的人间悲剧!又是怎样的人间烈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鹳山,正是富春江畔的一本史书。血衣冢、双烈亭、松筠别墅,正是郁氏一族忠烈无比的光辉记载。
壮哉,鹳山!壮哉,郁氏!
鹳山不大,然被冠以“华东文化名山”之称,当之无愧!
作者:徐军,杭州市富阳区银湖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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