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的良渚博物院，四周枫叶尽红，艳如春色，美得让人陶醉。姜青青 摄

秋冬之交的一个暖阳日子里，我参加了“南宋书房”举办的“阅读考古享受考古系列课程”，再次实地造访了良渚文化——良渚博物院及其古城遗址公园。

其实自今秋以来，或许是在层林尽染的风景的助推下，杭城各种文化体验活动层出不穷，双休日的各大景区景点里，到处可见求知游学的身影。浙江大学王海明老师常年从事东亚古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能在如同一场郊游的访古探幽中，领略这次由他领衔的“系列课程”对良渚文化的诠释和见解，也是我所期待的。

▲ 这件良渚玉璧上的刻纹，需要利用光源以一个极低的仰角才能看见。“南宋书房”黄晓菲摄，左上小图“笔走龙蛇”提供

事实上，王老师的视角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他用一个“良渚文化和他的朋友圈”题目切入，让你的视野放大到海内与海外，关照那些与良渚文化同时期的文明代表，从而对良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了全面而系统的感知。他又会教你怎样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去捕捉玉璧中的一只鸟纹刻符。

▲ 王海明老师在良渚博物院讲解。“笔走龙蛇”提供

▲ 良渚文化器物“类型学”示意图。姜青青 摄

同时，王老师也会用专业考古的视角，带你如何“一目了然”辨识良渚文化不同时期的器物，譬如通过“器物类型学”的方法，通过良渚文化遗址中典型器物的形态及其组合的比较，来分析它们之间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由此对良渚文化发展阶段做出科学划分。通过这样的方法，让人一下子学会了辨识良渚文化早中晚期的几种典型器物，并生出一种兴奋：原来考古这么容易学啊！

不过，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果真要是这样容易掌握，那是连一门学科都算不上了。你才初识它的一个“类型学”，又有“地层学”的知识在等着你，而这种挖地三尺才能见真章的考古学方法，从十九世纪一直到当下，都是考古这一行的基本功。“考古工作者”是个正儿八经的称呼，他们未必全都是“上班等于上坟”，但因为“地层学”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绝对可以比作是“地下工作者”。

▲ “地层学”视角中的良渚古城遗址。姜青青 摄

对于今天的“地下工作者”来说，挖地三尺是基本的“功课”。但仅仅把视角锁定在发微抉隐、钩沉稽古上，非但难以抓住事物的本质，更有可能会与一个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

良渚博物院有段展示，揭示了这个文化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的过程，这就是利用已解密的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侦察卫星“锁眼”的影像资料，对良渚遗址的全新发现。这相当于“地下工作者”站在了距离地面数百公里的太空上，对还没有出现大量现代建筑扰动的良渚遗址群，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而细微的“透视”。其洞隐烛微对应地面发掘考证的结果是，得到了良渚文化古城遗址和水利系统这两项重大发现。

▲ 利用美国“锁眼卫星”地图获得的新视角。良渚博物院展图

▲ 利用美国“锁眼卫星”地图获得的新发现。良渚博物院展图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让人不由得不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来自太空的视角，我们或许会对良渚的这些杰出成就视而不见。即使终有发现，那也许已经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事了，良渚文化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意义，至少现在无从谈起。

当然，美国人的侦察技术不会对发现中华文明感兴趣，但我们却可借以作为“中体西用”的一次尝试。美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如此不惜代价，贪婪“窥视”中国的侦察卫星，竟然神一般地“助攻”了一次良渚文化的惊天大发现。这是题外的话。

视角的高与低至少形成了思路的两个维度，二者彼此呼应关照，或能出新。而视野的宽与窄，则在一个维度层面上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兼而顾之必有心得。今天“阅读”良渚文化考古发现，足以印证这是成事的一种法则。

▲ 莫角山高台宫殿的营建。良渚博物院展图

良渚古城遗址中，最高处的莫角山宫殿台基，反山王陵的土筑金字塔，无不反映出一个统治者登临“王的世界”检阅“朕的江山”时所追崇的高敞视角，由此塑造出一名王者的尊崇感，也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如果把良渚古城放到一个更大的环境中去考量，又会发现它的处地恰恰是一个洼地，需要在周边修筑水坝和城墙来抵挡洪水的侵扰，这又是为何？

▲ 良渚古城周边四大物流来源地示意图。良渚博物院展图，“LILY”提供

王老师点出了其中的一个道理：良渚考古的作业面并非局限于本地一隅，现已拓展到更大的区域，在良渚古城周边广袤的山区，发现了玉材、石材和木材来源地，而在其东部又有大片的水稻种植区。良渚古城选址“低处”，正是为了这些不可忽缺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物流供应需要，即利用本地区的发达水网，以当时最便利的水运方式将物资输送进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良渚人的高与低视角下的思维逻辑，以及宽与窄视野中的合理选择。

而良渚考古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多少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可谓用遍高低视角，极尽宽窄视野。在学者赵辉看来，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良渚是有那么一点接近于地域国家的样子。良渚之所以拥有“国家”的概念，与它具备了搭建广阔疆域和复杂结构的“国家”所需的多维视角和思路，不无关系。事实上，观察良渚这个“国家”的视野远不止现在的太湖流域一带，它作为“国家”应有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 良渚玉器影响示意图，反映了良渚文化研究的一种视野。良渚博物院展图

▲ 出土于山西省柳林县（左图）和芮城县的新石器时代玉琮和玉璧，这都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山西省博物馆藏，姜青青 摄

站在反山王陵眺望夕阳时，我看到了一排整齐挺拔的水杉树。忽然忆起，三十四年前的夏天，我正是沿着眼前水杉树下的这条小路，第一次来到良渚这片古老文明圣地作新闻采访的。

▲ 反山王陵西侧的小道，水杉成行。1986年我第一次来此采访良渚大墓考古发现，便是从南边（图左）进到这里的。姜青青 摄

这“来路”清晰可见，它让我不忘这一路走来的种种风景和满满收获。但眼下似乎又产生一种不满足：过往的“来路”是一种传统，它给人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并且让人走到了今天；可是有“来路”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去路”，有“去路”才有“前程”，才有未来，才有可能看见“彼岸”别开生面的风物，这才是真理。如何才有“去路”？从古往今来的成事者身上似乎都能看到：视角创新思维，视野开拓思路，思路决定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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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这些并不中看的观感和随想，权作这次跟随王海明老师“阅读”良渚考古后做的“回家作业”，也是想在今后治学中遇到问题，对自己自觉地去形成合理的视角和思辨能有个提醒，或许也会有所得。

作者姜青青，杭报集团新研所原所长，高级编辑。从校对、记者到媒体管理，从报纸、网络到传媒研究，很庆幸自己参与了报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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