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刊文《杭州：建出来的“幸福城市”》，报道杭州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经验,其中《我们圆桌会》被列入主要典型之一。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派员专门到栏目组调研，了解栏目在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方面的做法。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先后派调研组或者专家来栏目组考察。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以《我们圆桌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达50多篇。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认为，《我们圆桌会》的实践是“媒体一小步，民主一大步”；复旦大学调研组在《从治理制度的建构到治理理念的塑造——我们圆桌会》中认为，《我们圆桌会》体现了“桌面上的平等沟通”与“桌面下的有效治理”两个层面的复合，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对协商民主有意义的尝试。

据第三方机构对杭州市区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监测调查，在每周六、周日同时段同类节目中，《我们圆桌会》收视位居第一。栏目先后被评为2012年度“中国电视掌声奖”、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十佳创新奖（2014年）和浙江新闻名专栏（2015年）。

2019年11月1日，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杭州广播电视台《我们圆桌会》栏目再获殊荣，获得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

今天，我们来解密这档优秀节目的前世今生。

“沟通改变生活，对话推动进步”。创办于2010年12月20日的《我们圆桌会》，是一档富有创新特色的电视谈话类节目，也是杭州市党委政府连接社会各界的重要媒体互动平台。节目开播以来，充分运用多方复合联动的机制优势，就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进行对话交流，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这五年，我与征宇兄一起担任此节目的总策划人。今天这本书，既是对节目团队五年艰辛创业的回溯，也是把我们的工作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策划

2008—2010年那个时段，杭州市大力推行进“民主民生战略”，市委提出了《关于建立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培育和发展社会复合主体的若干意见》，市政府全面推行“开放式决策”。由此，城市发展中的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城市生活中的“四问四权”（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落实市民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与“红楼问计”，公共治理中的“社会复合主体建设”、“湖滨晴雨工作室”、“杭网议事厅”以及“公民导向、注重绩效”的综合考评……，全市掀起了创新治理的热潮。

2010年下半年，市委副秘书长胡征宇召集了几次关于构建民主民生互动平台的座谈会，请党政部门与媒体、院校、社会组织的一些专家，策划创办一档以发扬公共理性、提倡公共说理、培育公共精神、促进公共治理为特色的电视交流谈话节目。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些策划会议。会后形成了一个方案。

2010年12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市委办发〔2010〕157号）《关于创办交流谈话类电视栏目——〈我们圆桌会〉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首期节目于当月20日正式播出。根据方案，创办《我们圆桌会》，要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为核心理念，以“我们、交流、理解”为主题词，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四界联动”的交流沟通电视平台，实现多方互动、各界交流、相互沟通、彼此理解，使之成为促进民主民生、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渠道，成为汇聚民智、加强沟通的重要平台，成为促进发展、促进和谐的重要平台，为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做贡献。

《我们圆桌会》主要功能：一是汇聚民智。通过节目讨论和互动，汇集专家、部门、行业企业和市民关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二是交流沟通。以我们彼此复合、主动关联的方式，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交流沟通、彼此理解、形成共识。三是推动发展。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健全意见建议的分析采纳机制，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和透明，推动城市发展。四是促进和谐。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生活的心态和平常的视角为切入点，就社会关注问题进行建设性的交流讨论，关注诉求，反映民意，疏导情绪，引导民情，凝聚民心，促进社会和谐。五是提升素质。通过专家深入浅出的剖析和多方交流互动，阐释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全局情况，解读有关政策举措，传播生活知识，提升市民素质。

《我们圆桌会》选题的总要求是：既要立足杭州，又要具有国际视野，话题切口由小见大、由浅入深——从民生小话题引出宏观大视野，深度剖析、释疑解惑、小进大出、有机结合。

具体把握三点：一是注重老百姓关心与党政界关注相结合，力求将党委、政府和专家学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思考及现实性把握与老百姓关注的生活话题及其日常心理需求相统一，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对接。二是注重市民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以一种生活的心态、民生的视角去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背景、社会机制等问题，从日常生活话题切入，实现发展与民生的对接。三是注重新闻事件切入与社会现象分析相结合，把市民所关注的新闻事件与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栏目中进行穿插对照，实现单个事件与普遍现象的对接。四是注重把舆论热点中社会心理分析、情绪疏导与专家学者所关注的深层次思考和背景分析相结合，充分挖掘事件、热点背后隐藏的心理层次问题，实现心理疏导与理性分析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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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

本书名为《一张特殊的城市圆桌》。圆桌之“特”在于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各式的电视调查、电视访谈、电视评论、电视评论节目，如央视《焦点访谈》、《面对面》、《新闻调查》，凤凰台《一虎一席谈》，浙江卫视《新闻深呼吸》，杭州电视台《新闻晚点名》、《民情观察室》等。尤其是当下各台电视问政、电视评论节目热播，通过无情揭露、严厉抨击、激烈争辩与犀利评论，吸引观众眼球。

《我们圆桌会》的风格与以上节目截然不同，正如两位主持人在形象宣传片中所做的三段宣示：

张平：“阴晴圆缺，圆，最珍贵。仰望理性价值，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我们圆桌会，不能没有你”。

张平：“两点之间有距离，变成圆，才能更近。我们圆桌会，圆桌的智慧。让沟通跨越距离，让探讨充满生机”。

郑煜：“为什么是圆桌会，因为人少不成圆。多方参与，探讨才有意义。为每个人的表达创造机会，平等、包容，圆桌的理想”。

《我们圆桌会》最大的突破在于从过去单一媒体做节目到构建互动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再是单向的“我指责你”、“我管理你”、“我投诉你”、“我批评你”，各方围绕民生热点话题，平等协商，交流对话，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是共同体，共担社会责任、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发展成果。这基于以下的社会背景：

1

杭州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突破70%。城市化带来人口流动迁徙，引起社会分工、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社会在分化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形成新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结构。

传统的熟人社会让位于现代“移民社会”即“陌生人社会”，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会主体多元分层、诉求各异，彼此缺乏了解沟通，潜在矛盾的积累，处理不好会导致冲突和社会断裂。因此，推进社会融合式发展，使改革发展兼顾各方利益，照顾各方关切，弥合社会分歧，消解群体矛盾，促进利益格局互动调适，是大势所趋。通过《我们圆桌会》进行沟通，尽最大努力化解矛盾、促进和谐，适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重构的客观需要。

2

政府转型需要政社合作。随着改革的深化，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政府部门与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市场主体之间，正在建构一种协商对话、互动合作的新型治理关系。 “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培养了杭州人开放的思维、兼容的素质、平和的心态和务实的作风。

《我们圆桌会》以 “小媒体、大传播”的运行方式，促进社会多方面、多类型群体互相嵌入、彼此支持、复合包容，增进交往、理解和信任，展现了社会和谐的新景象。

3

民主法治需要公众参与。民主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科学文化素养提高，促进了公民主体和权利意识的提高，扩大了公民对公共治理享有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人们不再满足于自上而下的管治方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征求意见，而更关注公共决策是否有公众参与的制度环节。“公众参与”不是提供利益博弈与分配的机会，而是为不同群体开展协商、沟通与合作提供机会。

《我们圆桌会》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被动磨合转化为自觉互动，把“我、你、他”间的外部沟通转化为“我们”的内部协调，推动公共决策符合公平正义的民意期待。

4

社会文明需要公共理性。公共精神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形成现代社会公共理性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成员对自己基本社会身份的认同，是共同价值观指导下对公民与国家、社会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态度。它要求公民具有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权利观和义务观。

《我们圆桌会》组织和引导市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公共政策，有序参与公共治理，进而增强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促进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规则意识以及独立人格与公共理性的形成。

5

凝聚共识需要公共说理。当前我们所处的舆论环境不利于公共说理，有时一件小事也会发酵为舆论风暴，舆论场“约架”与“骂战”并不鲜见，把自己当成正义与正确的化身，偏激、暴戾、武断、制造对立、缺乏逻辑、自说自话、缺少善意、猜测不良动机等等，有的甚至演变成非理性的宣泄与“屌丝”文化映射的另类情绪性消费。

这些“指点江山”的人不乏才智，但独缺公共说理的能力。尤其是某些“问政”节目颐指气使，“语言暴力”屡见不鲜，为文明的社会交往所不齿。因此，《我们圆桌会》强调平等、包容，理性、建设性，让利益相关方把意见摆到“桌面”上，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在互相倾听中寻找共鸣，鼓励在“和而不同”中寻求共识的努力，让人们在行使表达权的同时，学习公共说理的方法，培养说理的习惯。

发扬公共理性、提倡公共说理、培育公共精神、促进公共治理，成为《我们圆桌会》的创新特色。因此，《我们圆桌会》与《中国好声音》、《舌尖上的中国》等一起，被“2012中国电视媒体发展现状年度评选活动”致以 “掌声”和 “年度特别关注”。活动评委会给出“致掌词”：

“《我们圆桌会》搭建政府、媒体与公民平等沟通的平台，省会城市台成为理性传播的领跑者，接地气、有胆识、有诚意。媒体一小步，民主一大步”。

2012年12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评选发布会上，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与我有如下一段对话——白岩松：“请问节目策划人，这个圆桌会和和气气聊下去，节目可能会平淡。如果尖锐一点儿，就会直接扎城市和问政当中的腰眼，你们怎么掌握这个平衡？”

王平：“现在中国的城市治理已经进入了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的时代。很多城市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机构及公众进行协商、合作、沟通、交流和对话。我们与社会、公众要求得共识，合作解决问题，就要进行对话和讨论，而不是人为去制造和形成对立面。所以，在节目定位上，《我们圆桌会》坚持走平和、理性表达的路子”。

白岩松：“像《我们圆桌会》这样的表达，正是我心目中最牛的中国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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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行

《我们圆桌会》，是发扬公共理性、提倡公共说理、培育公共精神、促进公共治理的生动实践。

一是话题选择：处理好政府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题材的选择上注重贴近性、时效性，事件性选题与观点性选题相结合，抓准社会关切，引导公众参与讨论，政府部门与专家解疑释惑，坦诚交流，形成舆论氛围。栏目选题注重议程设置效果，选择人们关注度高、互动性强的公共话题，增强讨论的基础，提升关注度与影响力。

二是谈话模式：主持人+嘉宾，群言式谈话。栏目名为圆桌会，但有别于一本正经的开“会”，营造畅所欲言的宽松氛围。平等性是 “圆桌会”的基本原则。努力营造互相倾听、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的谈话氛围；“群言式谈话”是“圆桌会”的谈话形式。鼓励参与者主动发表意见。谈话参与者无论具有什么身份，都不能过于强势，压制其他人的表达。主持人要坚持理性平和的气度，注意掌控场面，鼓励寻求共识的努力。

三是现场环境与氛围：适应多样化表达。演播空间形成轻松、平和的语言环境，让谈话嘉宾达到自然放松的状态。合理穿插外场采访、背景资料回顾、网络观察员和信息员播报、调查发布等多种开放式的互动参与形态，增加节目信息量，使屏幕形态新颖活泼。

四是主持人：展现个人特质提升栏目吸引力。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人物。《我们圆桌会》请杭州电视台资深媒体人张平女士与杭州社会治理研究与评价中心的郑煜先生担纲主持（张平女士还担任节目制片人，领导节目编创团队）。

两位主持人展现了现场协调能力及其理性、思辨、智慧的个人特质，积极引导、巧妙组织谈话，发挥安排议题、引导发言、把握节奏、调节气氛、总结观点，提升了栏目吸引力与影响力。概括观点简明扼要，把主要时间让给嘉宾，避免替嘉宾说话；鼓励和激发每个人的表达意愿，让谈话嘉宾（尤其是“草根”嘉宾）多一些表达，适当有些即兴争辩，并把握好分寸；注重人情味，语言幽默与机灵应变，对节目进行掌控。

五是谈话嘉宾：多角色互补。圆桌会是讨论型的谈话节目，通过沟通、启发、协商、探讨、寻求理解与共识，不像辩论型节目要挑拨持对立观点嘉宾的发言冲动。因此，更注重引导嘉宾从自身角色出发，围绕主题、互动互补，延展谈话空间与深度。

1．官员说话，体现代表公共利益进行坦诚对话的特点。公开公共决策背后的“新闻”，回应公众的关切，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是政府向人民负责的表现。官员身份是吸引受众的重要因素，节目尽可能请层级高的领导与具体负责的人参加。同时避免官员说“官话”，既要放开心态，积极回应质疑，避免过于拘谨而冷场，又要虚心听取意见包括批评，不能表现管理者的“强势”。

2．市民说话，体现普通人“草根”特点。鼓励他们从个体感知角度表达对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的意见，引导他们从“抱怨者”、“发问者”发展成“提议者”、“协商者”与“共建者”。

3．专家学者说话，体现“理性、智慧”的特点。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政府与社会、公众都有责任。专家学者从第三方角度，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善于诱导，做理性并有新意的解读。

4．行业、企业、社会组织代表说话，体现“群体性代言者”的特点。积极反映群体诉求，提出务实建议。

5．媒体评论员说话，体现“思辨”或“辨析”特点。善于把建设性的批评与合理的分析引导结合起来。重视语言的理性，防止情绪化。

此外，极为关键的是形成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和社会敏感度的责编编导与节目编创制作团队。作为节目总策划人，要向林乃炼、张平、项辉带领的节目团队，表达感谢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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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

2012年9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韩福国来杭，与我进行了以下访谈。

一问：杭州推出“我们圆桌会”的初衷？

答：这项工作先期是征宇秘书长和市委办公厅、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构思的，我也逐渐参与进去了。这个节目搭建了一个党政和社会各界平等参与的沟通平台，目的是为了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消除分歧，以构建社会信任，形成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

这个节目作为杭州民主民生互动传播平台，坚持以知识与价值引领社会发展，以民主促民生，体现了城市的人文关怀。而平等的交流、民主的对话本身就是正确价值的体现。它同时又是 “庙堂”与“江湖”间的桥梁，是老百姓和政府进行讨论、沟通的桥梁，也是电视媒体推动社会和谐共建的平台。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社会，为什么有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互联网、微博上有那么多的人在吐槽、发牢骚？这说明社会信任程度与满意程度不高，社会成员之间、民众对政府之间，存在不满、猜疑、隔膜。但社会要有序运行，城市要良性发展，社会事务上要争取共识，形成不同群体诉求的公约数，这就要互相沟通。

社会共识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主体之间通过平等沟通、交流、讨论、协商，达到互相理解与包容，才能形成共识。政府管理城市，在社会管理的决策与政策方面和老百姓之间取得共识，非常重要。《我们圆桌会》的设计，就是职能部门的官员、专家、行业人士、市民、媒体评论员等，围坐圆桌面对面互动。互动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方是执政者、城市管理者，一方是社会群体代表。互动的目的不是制造对立，而是形成共识、求得和谐。

二问：为什么采用“圆桌会”的形式？

答：“圆桌会”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协商的理念。无论是政府市长还是部门领导，无论是老百姓还是专家，大家都是“我们”中的一员，坐在圆桌前，没有身份标签、没有高低顺序、没有等级高下，“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话语权是一样的。通过“圆桌会”，传播一种平等、协商、理性讨论社会问题的价值观，让大家疏导情绪、寻求共识、化解分歧、增进理解、促进和谐。把“圆桌会”开到电视上，千家万户都来看，还能通过电话、网络发表意见，小圆桌就变成“一张城市的大圆桌”。

三问：《我们圆桌会》为什么会在杭州成长起来？

答：《我们圆桌会》是在杭州政府创新的浓厚氛围中生长出来的。多年来，杭州一直在不断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在市委“民主促民生”战略思想指导下，政府开放式决策、综合考评（满意不满意评选）、社会复合主体建设……，其方向都是一致的：促进政府行政的公开和透明、政府服务的创新和延伸，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我们圆桌会》在改革创新的土壤里萌发、成长起来了。“我们”的词意，就是大家在共享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要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许多社会问题，如交通问题、垃圾问题、文明问题等，不光政府有责任，市民也有责任。在节目中，我们以“圆桌会”的方式参与进来，共同沟通和探讨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体现了“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感。

很多情况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因缺乏良好顺畅的沟通，造成了很多误解的产生、歧见的形成、问题的积累。现在，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就要打破隔膜，消除误解，与民众开展制度性的协商对话。杭州在探索，政府如何构建制度性民主协商对话的平台，如何在这个平台上推进行政的公开透明？政府决策过程如何向老百姓开放、让老百姓参与、创造条件让群众监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圆桌会》是政府开放式决策的延伸，是开放式决策的常态化，也可算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

四问：《我们圆桌会》与湖北电视台“网络问政”、广东电视台的“民意圆桌会”等问政节目有何不同？

答：一是《我们圆桌会》突出公共性，讨论的是公共议题，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诉求问题。二是《我们圆桌会》节目风格定位为“平和理性”，不采用激烈辩论的形式，不体现某一方的强势，只有平和理性才有利于取得共识。三是《我们圆桌会》不使用官场通行的话语系统，而采用适应媒体传播的大众话语系统。四是《我们圆桌会》由社会复合主体（网群与媒体）来支撑运作，党政、媒体、市民，还有知识界、行业企业界等共同参与，形成独特的“复合”运行机制。

总之，“我们”代表了城市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共同负有解决公共问题的责任； “圆桌”代表了平等的人格与平等的话语权，“会”代表了面对面沟通协商。

“我们”主动设置公共议题，用“圆桌”的公共说理来消减社会“习惯性质疑”情绪，用沟通来化解矛盾，增进互信。“圆桌”促进政府与公众在城市治理上的互动合作，电视镜头下的小圆桌变成讨论城市公共议题的大圆桌。

注：原文发表于2015年12月26日，作者王平

作者：王平

杭州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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