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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皋亭抗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爱国主义
2019-09-12 09:25:56杭州网

皋亭山 范宇斌 摄

皋亭山,俗称半山,距杭州主城区北仅10余千米,地处北天目山余脉与杭嘉湖平原临界线。近年来,皋亭山区域正在由“钢城”和农耕为业态地区转型为旅游、商住、度假、休闲、餐饮场所,并成功地弘扬了孝道文化、千桃文化等。

据史载,皋亭山最引人关注之事莫过于文天祥的“皋亭抗辩”。

在古代,发生在中原、长江流域与西北游牧民之间的战事,后人通常称为“农耕民族”与“马背民族”之间的碰撞。坦言之,这些战争多为狩猎民族凭借武力入侵农耕文化圈所造成的。一般来说,游牧民族远离农耕地区,生存条件相对恶劣,荒僻闭塞。游牧民为农耕区域的繁荣与财富所吸引,将抢劫作为生活来源。

两宋时,中原及南方地区已进入发达的“农业时代”,而蒙古以及东北的广袤地区依旧停留在游牧社会。宋元之战也就是先进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烈马、弓箭、奔驰、冲杀,要胜于中原王朝所采用的步兵方阵与城池的“守势”作战方式,这使得游牧民族总是处于军事领先地位,为其南侵创造了条件。在交战中,宋军只是消极防御,千城为战,兵力分散,而元军则集中优势兵力,以少胜多,使宋失去抗元有利形势,最终归于兵败如山倒。由于游牧民族大举入侵,抢掠杀戮,使得中原大地百姓陷入空前灾难。

南宋咸淳十年(1274)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布“平宋诏书”。七月,左丞相伯颜挥师大举南下,势如破竹,而宋廷一直处于“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伯颜兵到江南,分军三路,阿剌罕帅右军,自建康出广德,攻独松关;董文炳左师,出江入海,以范文虎为向导,攻澉浦;伯颜率军攻常州,相期“会猎”于临安(《宋史》卷四十七)。

南宋德祐二年(1276)初,元军成功突破宋军防线,接近临安的外围地区。正月初八,宋廷右丞相陈宜中与元军伯颜签订了一份协议(“刘察院廷瑞进称臣表”),表中包括了“称臣”“上尊号”“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等,约伯颜会面于长安镇“以输平”。但“宜中违约不往议事”,正月十八日,伯颜领兵进驻皋亭,距临安修门仅三十里。他派出使者约宋廷当政者会面,商议授降事宜。十九日,宋廷任命主战的文天祥为右丞相,都督诸路军马。二十日,谢太后临朝,派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等4人出使元营。可以说,文天祥临危受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指南录·自序》),遂同意前往元营一行。

▲文天祥画像及其诗作《过零丁洋》

临行时,他辞右丞相不拜,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前往。在文天祥看来,元军虽兵临城下,但宋廷尚据有闽赣粤、两浙、两淮等大片国土,仍能继续与元军抗衡。

到了北营,初见伯颜,他想劝说伯颜商议岁金纳贡,然后全身退兵。他对伯颜说:

宋承帝王正统,非辽金比辀,将欲为与国乎?将欲毁其宗社乎?若以为与国,则宜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天祥躬督所议,悉输军前,北朝完师以还,此为不战而全胜,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社,则两淮、两浙、闽广尚多未下,穷兵取之,利钝未可知。假能尽取,豪杰并起,兵连祸结,必自此始。”

意思是说,大宋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岂能与辽或金国这些游牧国家可比?你们是想和大宋成为友邦呢,还是要推翻大宋、取而代之呢?如果想成为友邦,元军就退兵嘉兴或平江,然后再商议大宋每年向北朝(元蒙)进贡金银帛缎。我文天祥一定遵守承诺,把岁贡悉数奉上,北朝(元蒙)不战而获全胜,这是上策。若想推翻大宋、取而代之,宋今仍踞有两淮、两浙、闽粤等大部分地方,胜负尚不得知。假若灭了大宋,各地豪杰揭竿而起,也会对蒙元统治造成无穷后患。

文中所说“帝王正统”,应视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文天祥说:“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与知。”又说:“以予为相,予不敢拜,先来军前商量。”他虽受命为右丞相,但不敢拜,只是先行到军中商议。言下之意,刻下不能代替宰相出议投降之事。这就把太皇后命监察使奉表称臣,约伯颜与陈宜中(前丞相)会面于长安镇签订投降的事撇清。伯颜听了,摸不着头脑,说道:“丞相来勾当大事,说得是。”为骗取宋廷投降,伯颜引用忽必烈诏书,说道:“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其实,元廷是言而无信的,元军由襄樊起兵以后,凡宋军凭城抵抗者,伯颜一律屠城,无论顺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

伯颜既然引用世祖诏书,文天祥就有话说了:“尔前后约吾使,多失信。今两国丞相亲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兴,俟讲解之说达北朝,看区处如何却续议之。”文天祥用意是,今元兵“时兵已临京城,纾急之策,惟有款北以为后图”。伯颜也知道,文天祥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开始没有动怒。未料,文天祥据理力争,说道:“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未已,非尔利也!”伯颜听了,沉不住气了,心想,宋军一败涂地,还敢如此放肆说话,我便杀你,又怎样呢?因此“辞渐不逊”。文天祥无一丝恐惧,说道:“吾南朝状元宰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为?”文天祥一腔正气,视死如归。伯颜被他的正气所压倒,“为之辞屈而不敢怒”。在伯颜看来,大宋已到亡国边缘,官僚大多疲于逃命,不是临阵遁迹,就是俯首称臣,宋廷居然会有一位丞相,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倒是有了几分敬意。在座元军将领,“诸酋皆失色”,谓之:“真丈夫也!”

元《平宋录》载:“丞相(伯颜)温语慰之,遂遣吴坚、邓惟善、谢堂、贾庆余还临安。丞相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惟留文天祥于军中。”文天祥坚请归国,伯颜不同意。文天祥怒目曰:“吾此来为两国大事,实是好意,况彼各男子(吴坚等)已各释之,何故将我释留?”伯颜答道:“君勿怒,汝为宋室大臣,责任非轻,此来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愿为数日之留。”由此,吴坚等四人被放回去了,独有文天祥被拘留了。不久,谢太后率群臣献城投降。

文天祥被囚后,元将张弘范(1238—1280)劝降,说道:“国亡矣,忠存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丞相其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无大元。大元贤相,非丞相而谁?”大意是说,大宋已亡,文天祥你为大宋也算尽忠了。如果你改弦易辙,以对大宋的忠心来为大元做事,元廷丞相这个位置,非你莫属了。

文天祥义正词严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张弘范见他如此忠义,甚为敬佩,关照看守,以礼相待。未久,张弘范患病,病重时向忽必烈上奏,文天祥忠君,应释放,不可杀,以收买人心而稳天下也。文天祥被虏,沿着运河押解北上。

时值深秋,国破河山在,满目萧瑟,一片凄凉,“荒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国破家碎,兵败被俘,故国沉沦,回天乏力。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千古名句。

另一个劝降文天祥的人是九岁的大宋皇帝赵㬎。此时,文天祥虽身陷大牢,仍有“君臣之分”,国仇家恨,百感交集,竟然悲声号啕,长跪不起,边哭边喊:“圣驾请回!”

忽必烈劝降文天祥,报国?国在何处?忠君?君在眼前?

只有中华文化的熏陶,才能把文天祥造就成大义凛然、“九死不悔”的英雄。上苍把富饶文明的中华大地赠给了忽必烈,可偏偏有文天祥,一个中华文化巨人,蜗居大牢,犹能顶天立地,令胡人深感大汉文化,虽土地沦亡,然精神不灭!

元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忽必烈问群臣:“南北宰相何人为贤?”众臣异口同声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对文天祥心仪已久,表示将付以大任。有人将忽必烈的话转告文天祥,文曰:“诸公义同鲍叔,天祥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万年,将焉用之?”十二月初八,忽必烈召见文天祥,文巍然站立,长揖不拜。文道:

宋无不道之君,无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权臣误国,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将、叛臣,入其国都,毁其宗社。天祥相宋于再造之时,宋亡矣,天祥当速死,不当久生。”

忽必烈说:“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

文曰:“天祥为大宋状元丞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

忽必烈又说:“汝不为相,则为枢密。”

文答:“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在狱中,文天祥书绝笔书,曰:“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忽必烈准奏:“文天祥既不愿附,不若如其请,赐之死。”文天祥押赴刑场,神色自若,意气扬扬,金鼓导行过市。观者如堵,悲歌慷慨,有置酒酹丞相者,有慰贺勉丞相者。刑前,文向南再拜就死,时年47岁。 

▲“皋亭之桃”“西溪之梅”和“河渚之芦”,曾被合称为“杭城三胜”

中国人自古有“天下观”,可以说,文天祥忠君爱国,所维护的大宋江山并非实指赵氏天下,而是指天下人心目中的华夏文化。唐宋时,中国的政经、文化、科技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尤其是唐宋所建立的文官体制、开放政策,在当时世界中无可比拟,一直到今天都被人仿效。大宋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千年的中华文化。后续的元朝则是一个文化倒退、停滞不前的时期,在元军的蹂躏下,繁荣的工商业荡然无存,汉法(中华文化)推行迟滞,草原旧制被顽固推行,治者嗜利黩武,实施严酷的民族压制。

宋元之战,乃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较量,落后文明用武力征服了先进文明。文天祥作为中原先进文化的中流砥柱,不愿意为野蛮落后文明的政权背书。文天祥忠君、爱国,所捍卫的不仅是赵氏王朝,或者说那一伙人,面对着野蛮与杀戮,义无反顾地捍卫中华文化。早在唐宋之前,先人就建立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为重;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这样的普世价值。

宋元时期的欧洲正陷于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元朝的统治方实际上还处于文明发展比较落后的状态,可是中国已建立了世上最先进的社会体制。难怪研究中国史的外国学者惊叹地说:“今天世人所积极寻求的‘普世价值’,其实,中国人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广泛传播了。”

至于说文天祥之后,元建立的等级制度,疯狂的压榨、掠夺与屠杀,以及后来清创立的“文字狱”,与传统中国人文价值规律背道而驰。难怪有人说,“南宋之后无中国”了。

皋亭山确实应该利用“皋亭抗辩”,打造成一个弘扬爱国主义的场所。

本文来源:《杭州月志》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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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方志杭州(ID:fangzhihangzhou)    作者:龚玉和    编辑:郭卫    责任编辑: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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