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白云庵

光绪二十年（1894），僧人智亮（得山）带徒弟意周，游方到西湖白云庵。师徒俩人见庵院飘然于山林云水之间，爱其清静幽僻，便在此隐居下来。

老僧俗名得山，俗家绍籍吕姓，雍正诗人吕留良之后。

徒弟名意周，俗家淮北李姓。师徒皆好侠尚义之人，曾往嵩山少林寺习武有年，尝读《大义觉迷录》，常为此扼腕长叹。

20世纪30年代《越风》杂志在“白云庵革命党人掌故”中披露，光绪二十七年，陶成章、龚未生（宝铨）到白云庵避暑，饮食茶水均托庵院代办。夜晚，他们与得山、意周在院中乘凉闲聊，谈到朝政国事，清廷昏庸，官员腐败，吏治残暴，以及满人对汉族无所不在的压榨。众人无不义愤填膺，日久天长，得山师徒受到熏陶，对反清志士仁人的所作所为深表同情。

1907年，陈英士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同盟会指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上海与浙江的革命党人往来密切，决定共襄义举。二地革命党人在陈英士的促成下，将白云庵作为密谋之地。

辛亥革命前，由沪上到白云庵次数最多者为陈英士、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人）。其余革命党人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敖嘉熊、褚辅成、王文庆、魏兰、徐锡麟、王嘉袆、龚宝铨以及浙东沈荣卿、周华昌、竺绍康、王金发、张恭等人，到杭亦多集会于此，密商推翻清廷，光复浙江。

蔡松坡（锷）由桂省到杭，也在白云庵与顾子才（乃斌）、吕献之（公望）、黄元秀（文叔）共谈数日，借商策略。

由此，每有革命党人来到，得山师徒二人竭诚招待，不遗余力。

阮毅成在《三句不离本杭》写道：在辛亥起义前，革命党人每以白云庵为集会之所，以掩饰清吏耳目。徐锡麟赴皖前，革命同志在庵中为之置酒饯行。徐氏在席上慷慨陈辞，谓法国革命乃历时七十年，始告成功，观吾国举事，方在萌芽，如无人牺牲，焉能成功？余此行决不生还，惟望同志努力，以竟其志。

徐锡麟气宇轩昂，慷慨陈辞，举座肃然。后来，徐锡麟果然践行斯言。

辛亥之役，陈英士等与杭州同志商谈，亦屡次到白云庵聚会。

浙江光复后，得山离庵，云游天下，不知所终。未久，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的褚辅成为感白云庵对辛亥革命之功绩，拟拨圣因寺在海宁田产200余亩充作白云庵基金。住持意周谢绝了政府厚赠，说“名闻利养，非出家人所受也！”非但不居功请赏，反而不为张声，悄然自隐。

191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杭，为寺院题写“禅达明义”匾额。

抗战时，杭州沦陷，白云庵成为掩护游击队员的处所，后不慎被日军察觉。

据时任浙大法学院院长的阮毅成记载，住持意周和尚闻讯后逃到丽水暂避。敌寇多方搜捕不得，遂纵火将庵房烧成平地，月下老人祠亦带被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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