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街往事

  “行宫前”改名“惠民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老杭州好说“东西为街，南北是路”，按此说法，称“惠民街”没错。但“街”应该有“市”，也就是商家、店铺，最初的“惠民街”却不具备这些。

  惠民街东口的南侧，是一家“盐业银行”，铸铁花格门，一座德式三层圆顶洋楼。从这沿街西走，一路高墙，民国的“公安局”地块已成上城区政府了，从资料看，也叫过“中城区政府”。街北的民居，黑瓦高墙，有一个墙门挂块不大的匾：“胡开培牙医”。胡开培是我表哥的好友，我第一年在东北农村分红100多块，我要父亲去胡家配一副义齿。那时我父亲的牙齿所剩无几，大半靠牙床咀嚼。

  从胡开培家往西，穿过后市街，当年“行宫”的南侧地块，是商业厅。围墙很长，不高，露出三层楼房的歇山顶飞檐翘角，传统大气。我进去过，楼梯宽敞，朱红地板，在那个时代，能与延安南路的老省人民大会堂媲美。商业厅的西面是火药局弄，墙门为多，极少浅屋。

  1964年，当年“行宫”的泊船处，建起一座四层平顶楼。楼房一正一副，灰墙白壁，大窗明亮，这在当年的杭城中，极少见的。与西边十三湾巷的老屋相比，更是鹤立鸡群。这大楼就是现在“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当年的“清河初级中学”。

  这一年也是新中国第一次生育高峰带来的“小升初”难关。在抗战前线当过国军战地服务团的队副的父亲，忧心忡忡，他担心他的“反革命”历史会影响我进入初中。当“清河初中”的录取通知书寄达时，父亲大喜：是行宫前的那座新大楼哎！

  后来我每天去这一条仍被老人称作“行宫前”的路，从西河坊街东走，拐进西公廨，穿过东公廨，到定安路口的市公安局大门时，路豁然开阔，人也是为之一振的。是的，穿过定安路就是惠民街，学校到了，我会生出一种庄重。那时，从清波门来的菜农，挑了菜担，也好走这一路，去定安路菜场。他们歇脚时，我和苏同学好学雷锋，总替他们挑一阵。苏同学比我个子高，菜担到他肩上，跌跌撞撞。我挑惯了一分钱一担的自来水，从容得很。

  有一天走到商业厅，看见不少人围了绿邮筒，恐慌莫名。我进去一看，邮筒正面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反标”，字迹稚嫩。那是“文革”刚开始的六月的头几天，现在想来，应该是大人借了孩子的手，对“运动”的抵触。这也让朦朦胧胧的我，身子冷了一个上午。

  “惠民街”不知何时改名了“惠民路”，蔽天遮日的行道树也已不是当年的法国梧桐，“商业厅”老楼没了，新大楼叫“商业集团”。路西段的两侧有鳞次栉比的店家，母校围墙上那一排商铺是80年代“全民经商”时破墙开的，最早一爿“鲞”飘半街的南货店，已经消失。如今有九年店史的小有名气的“福缘居”饭庄，也是清河学弟开的。

  多少个六月过去了，梅雨总是淅沥，那几天我在筹备初中毕业五十周年同学会，班主任黄恃慈发来短信：惠民路要改造，母校要拆迁，去合个影吧。这一天，阴雨骤停，云散日朗，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少年，曾经的女同桌和我大胆地唱了老狼的歌。

  五十年了啊，“转眼就各奔东西”的我们，在好奇的小学弟们关注下，在每一扇窗户泛出朝阳似的夕阳中，簇拥着班主任，与母校，与即将变迁的惠民路，留下了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