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快九十了。她现在最关注的事有两件：一是体检指标，二是药。为了消灭体检单上的那些升降箭头，她拖着那个已经伤痕累累的肾，无法遏制地继续吃大把大把的药。
父亲几年前故去了。现在想来，人生的暮年，大抵因为光线渐暗，看到和关注的东西会越来越少。父亲是神枪手，他念念不忘多年前他花费数千元钱购置的新型猎枪。他最终因为年龄失去了继续持有它的资格。失去这一挚爱之物后，他便只有我女儿给他买的玩具枪，以及一个低阶版的华为手机。
《不破不立》
对于玩具枪，父亲能体察小辈的心意，另一方面又显然颇不屑。至于手机，后来不知是他自己不想用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母亲左手华为，右手苹果，成了名副其实的“双机”老太婆。
闪回父亲生前最后的那些画面，他总是在量血压。无论坐着、还是斜靠在床上，他的手臂上总连着一个电子血压仪。“上压150，下压55，脉搏70”，类似的数据不断被读出。父亲的血压测量显示出上下压之间的巨大落差，让他彻底搞不清自己到底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因而在服药时始终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甚至常常就带着手臂上那未曾稍稍松开的绑带，在疲倦中沉沉睡着。电子血压仪好像与他的身体长在一起，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如今，我已进入一个女性较为艰难的生命阶段，我曾动念把围绕这个阶段创作的相关作品统称为“更”。女儿觉得“尚可”，但可以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表达。
岁月更迭中，我觉得自己有不少方面越来越像自己的母亲，像她中年甚至现下有些不堪的样子，譬如肩周炎，又譬如易忘事。我把这个过程自嘲为“外婆化”，女儿能明白也很了解我在说什么。“什么都往下掉，”我说，“我成了隔壁的那个人”。当我不经意说起这句话时，她觉得“棒极了”，还把它写成了一首诗。春夏秋冬，我想我必须正视，我已到了人生的秋季。
爱在深秋。吟唱着谭咏麟的老歌，我问自己，这一路，我到底看到了什么？以现在的我，至少还能看到比暮年的父母多一些的东西吧？而他们，虽然后来的关注之事越来越少，终究是把四个子女拉扯大的两副“老身”。母亲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她最感谢父母让她读书并上了师范。读过书的父母让他们的子女也读了书，这可以算父母当年最大的远见了。
《童年》
我是在人民公社长大的孩子，这曾是让我的同龄好友羡艳非常的事。但她现在碰到我，尤其是看到我母亲日渐老去的模样，觉得剧本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说，作为农民的后代，父母可预见地给她留下了拆迁房、店铺以及其他一些今后我不可能有的东西。因为是好友，她甚至并不避讳，我的父母要尽量活着，因为一旦走了，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子女了。
因为了解，我没有反驳。没有反驳，还因为个人的体验，只能归个人所有。
我曾看到了什么？我精神的遨游，哪怕在某一刻，曾经抵达过我的梦想之所吗？
掐指数数，我到过一些国家，不算多，也不能说少。世界那么大，要穷尽绝无可能。好在可以一直读书，偶尔还可画画写字，让它们带我行走于无垠。
女儿十五岁的时候，我问她最喜欢谁的作品？她说，她爱的都已不在。我当时吓一跳，直到她说她喜欢两位“斯”先生，即拉丁美洲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才松了一口气。女儿的阅读呈现出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心智与“老到”，但我从未质疑她到底能否读懂像《百年孤独》或《小径分叉的花园》那一类书籍。当她花几天的时间读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时，我还对她刮目相看，因为至少我只是买了那些书而根本读不下去。她偶尔写出来的小说《阿尔卑斯的凝视》，还安排了马尔克斯、海明威、萨特等不少文学巨匠或哲学家角色在其中，并且看上去毫无违和感。
与00后相比，生于七十年代的我好像也没有那么逊色。记得读小学不久，教数学的母亲，就曾带着我和哥哥姐姐们，一路投奔城里的“老铁”同学借宿，竟是为了看王文娟与徐玉兰主演的电影《红楼梦》。只是，那么美好浪漫的事，对我们来说不是太稀缺而是绝无仅有。但当00后的七岁女孩，提出想去北京看奥运会时，孩子的母亲，会比我当年的母亲，多一两个可以即时求助的朋友，并且付得起宾馆的费用，也许这就是最主要的区别。两个母亲所做的事，本质上并无二致。
《红楼梦》
研究生阶段，我在浙江大学研习政治学理论。除了马列经典原著，还会看到不少译介进来的其他著作。正是在那个自己还不算太老的年代，我认识了西蒙娃·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以及西蒙娜·薇依等特立独行、哲思上具有先锋意义的女性。很多年以后，当我去巴黎政治学院参加女儿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时，触发了路过蒙帕纳斯寻踪与再次阅读她们相关著作的念想（另见《蒙帕纳斯的有趣灵魂》）。
“起风了，只有活下去一条路。”蒙帕纳斯墓园里，我想起女儿写小说《永恒之城》引用过的诗，确切地说，是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的诗。
人民公社的水塘边，我有过一段溺水的经历。虽然成年的我被马尔克斯《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深深吸引，我的溺水记忆却简单乏味，还略带一丝心有余悸。水塘边有几级石头铺的陡峭台阶，妇女们在离水面最近、也是略大些的那一级台阶上用木槌敲打需要清洗的衣服。我走到她们所在的那级台阶上蹲下，俯身想摸附着在水下石壁上的可食用螺，然后，由于我撅起的屁股不小心碰到了背后的石头，我猛地头部朝下掉进了水里，眼前一片漆黑。等我恢复了知觉，我已在岸上，估计是被洗衣服的阿姨们从水中拉上来的。蒙了的我浑身冰冷颤抖，手里紧紧攥着一颗摸到的大螺。
那时父亲在远离人民公社的山村修水库，身边还有人看管。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了。总之，他应该是失去过什么，但很快又恢复了。得知我因为一颗螺掉到水塘里发烧生病，父亲托人往家里寄了一罐烧制好的鳖。那估计是一只母鳖，因为有不少孕育与成熟中的蛋，不过都非常美味。当母亲说那是父亲寄来时，我大哭了一场。我知道在那件事之前，母亲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消息，说有一个深夜，父亲站到木凳上，伸手去拧头上的电灯泡，那一刻他大概是不想活了。如果他真的把灯泡拧下来再把手伸进去，那算什么呢？是向光而去？还是亲手掐灭了生的希望？
我想父亲一定没有看过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但我的溺水让父亲强烈感受到了他未竟的责任。后来，他活成了同龄人中最长寿的人之一。不过，他没能赶超奶奶95岁的生年长度，生命最后的日子，他拒绝去医院。我和女儿去看他时，他拿过女儿的工作证，两眼放光，口齿清晰地从头到尾念了一遍。他说能看到外孙女工作，真好。如果还想看到什么，那就是让女儿把男朋友再带去给他看。父亲直到90多岁都没有去做白内障手术，虽然他的眼睛外像蒙了一层薄雾，但他的确还看得见，就像他年轻狩猎时能看得到山林中的矫健雉鸡与天空上飞升的鹰一样。
《年轻时的父亲》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女儿在杭州外国语学校读高中的某个夜晚，我突然告知她我在校门口接她，当她念叨说夜自习还没结束时，车子转眼已开到作家余华在西溪湿地的工作室门口。
女儿并不是特别想见名人的孩子。在她还读幼儿园时，她曾因为要去给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献花而耽误了她做木工的事大发雷霆。但当余华告诉她，其实也是告诉她母亲“选择写作并不是一件需要太担心的事”时，她觉得用夜自习去换取那样的对话是机智的。
“写作只需一台电脑就够了，”余华说，“如果想拍电影，那投入才叫大。”
他们聊得很好，嘻嘻哈哈的，那画面被我偷留了下来。余华还送了一大叠的“To签”作品给她，让她满载而归。
在回校的路上，女儿说，《活着》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余华在某一版序言里写到的“一发千钧”那句话。
“我在虚弱的时候写了一本书。”我意识里飘过玛格丽特·米切尔留在《飘》扉页上的另一句。
留学时，我造访过米切尔的故居。去亚特兰大参观马丁·路德·金国家历史遗址时，很自然地就看了近旁的作家故居博物馆。“我有一个梦”——虽然不是每一个作者都能写出《飘》（另名《乱世佳人》）那样的作品，但我们是否至少可以在虚弱的时候，包括极端到须“一发扛千钧”时，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譬如写书，譬如画画。从而像《飘》的大女主斯嘉丽那样告诉自己——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我曾经给艺术家老师们写过不少评论。小有规模后，出版社的管老师建议，要写年轻人，未来是他们的；接着又说，不对，还是赶紧写老先生。我记得吴山明老先生画了“良渚”主题绘画以后，曾反复追问我“你的评论什么时候开始写啊？”“关于那幅画，你有写点什么了吗？”我庆幸我写了，吴老在打印稿上写了简短的一行字：稿子已看，非常好！谢谢你。现在看到先生手迹，想着那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几个字，不觉涕泪涟涟。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与潘鸿海老先生之间，但方式完全不同。由于相熟多年，我主动问过潘老，我可以写写您吗？看我总忙碌着，他说：不用。末了还不忘补刀般加上一句“你写不好的”。后来我干脆不问了，我悄悄地直接就写了，也没请他本人审核，只是经由与他女儿潘汶汛教授的对话后直接在美术报及《浙江画报》上发表了。潘老看到后不仅没有怪我，还连连说：写得好！我很喜欢！
《吴老的分享》
有一些年份，我们一下子失去了太多的老先生。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本来就抱恙了，又或者年事已高。但无论什么原因，我们都无法接受太多“为了告别的聚会”，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成了我们心头永远的痛。
《行走的潘老》（合作作品；水墨原创：常青）
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年来，我想的多是写绘画，而没有更早地去尝试绘画。即使偶尔画，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师们的绘画而去比对美术史上的一些巨作，找寻它们间遥远或切近的关联。
一个业余画者，初拾画笔就从肖像开始，而且选择了油画。这看上去有些疯狂，并且完全自不量力。
但这又有什么呢？如果在面前晃动的尽是熟悉或陌生的人形，为什么非得从一个立方体开始？毕竟我的时间不多，正在“外婆化”进程中阪上走丸。
《师说》
常青老师曾戏说我与女儿一个学的是“人物专业”，另一个则是“山水专业”。他不知道的是，他现在在画的生肖，我女儿还很小时就用彩墨画过一遍了，尽管那更多只是儿童画。韩美林老先生还几乎在她画的每一件生肖旁，用马克笔补了一个，完成了一场忘年交间的情趣对话。至于山水，常老师在看到她最近的作品后，没有忘记鼓励说那是“天生的概括”，但她终究不愿再去将之前画过的西湖“七景”补齐为“十景”，因为她当下有更为迫切的事要做。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到韩江再到安妮·卡森……她是妈妈的野蛮女儿，她有自己的书要阅读或编辑，有自己的作品要创作，她支持我的文艺事业，但她没有任何义务成为我想要她成为的样子。一个母亲终其一生，理解了这点才能成为母亲该有的模样。
《我和你》
生命是萨尔瓦多·达利的钟表，是文森特·梵高的星空，是爱德华·蒙克的呐喊……生命可能是所有的一切。
我当下的习作，可谓东一榔头西一枪，毕竟我的父亲有生之年只画过一只简笔的老鼠（女儿诙谐地将其称之为外公的IP)，我的母亲则连一只老鼠都没有画过，我从他们那里没有什么可以继承。如果它们多样、散乱，所用的媒介也有所翻新，看起来我拥有学谁像谁的能力；原谅我还没有足够的自信，那有点像我年迈的父母早已被量化的数字捆绑，因而用药过度而忽略身体的承受力与真实感觉。
我有一个梦——如果有一天我无论怎么画都觉得那挺好的就那样吧，我会在我童年生活过的原野上，在那口我曾经掉进去过的水塘边，办一场盛大的千件作品画展。画布上有我的家人，同学朋友，以及所有让我爱过与恨过的人。那里稻花飘香，那里炊烟袅袅，偶尔还夹杂着几声犬吠。我不时用薄瓦片在水面潇洒甩出一长串一长串的圈圈，再慢慢看它们在阳光下荡漾开去，而后消失。
《牛来》
“你的房子着火了，你要带走什么？”
“带走火焰。”
这是2026年风靡世界的安妮·卡森化用过的诗句。
（作者时雨澍霖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