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韶到良渚

他率先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了仰韶遗址，将其视为“中华远古之文化”。自此，有关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和来龙去脉，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论。

严文明坚持从遗址和地层出发去作答。他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三里桥、半坡等遗址材料，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两期四段”。这项研究，被苏秉琦评价为“找到了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钥匙”。

1989年，严文明积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其学术意义不限于仰韶文化，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开辟沃野千百里，首创石犁耕稻田。”严文明所写的《良渚颂》，在考古圈中广为传播。

除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史前文明也进入严文明的研究视野。他十分关注浙江的良渚文化，先后十多次到良渚遗址学习考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与《良渚随笔》等论作中，他多次提出良渚遗址的“中心区也应是一座城址”“莫角山遗址是一座台城”的判断，成为良渚古城发现的先声。

从1958年他组织北京大学师生编写《中国考古学》教学讲义，率先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到2010年底，以《良渚颂》诗篇，总结良渚文化的物质与文化成就，再到2016年为良渚写下“伟哉，良渚”，他的学术人生，跟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7年，一座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出现在世人面前。得到消息后，严文明大喜过望，不顾75岁高龄，亲赴发掘现场。

在他看来，良渚古城的发现，证明良渚文化并不只是“一抹文明的曙光”，而是已经进入到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他提出，“良渚应该是一个广域王权的国家”，并直言“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良渚文明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以无可辩驳的实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我本一书生，教书又育人。能力固然小，常怀济世情。潜心学考古，鉴古以观今。漫漫修远路，前途有光明！”这是严文明80岁时写的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送别严文明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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