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在经过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施昕更回到家乡杭县，进行了两次的试掘，这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次年四月，他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该文是最早刊登的、叙述最完整的有关良渚文化的专论，从此良渚文化开始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民国元年（1912），施昕更出生在杭县良渚镇，他在那里成长，读小学。1924年秋至1927夏，在杭州直大方伯巷杭州第一中学初中部读初中。1927年秋至1929年春，在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纹工班就读。《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表明，施昕更是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管理员，他在那里保管、接触古物，也包括良渚黑陶、石器、玉器，接受了最初的博物洗礼。西湖博览会闭幕后，成立了浙江省西湖博览馆，施昕更是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组长助理。在组长盛莘夫的指导下，采集标本、整理标签、布展陈列、精心绘图、妥善保管。我们收集到施昕更的矿产论文就有12篇之多，他还代表浙江省博物馆参加全国矿产会议，其时，他仅二十五六岁，已是一位年轻的地矿研究者。施昕更出生于民国肇创年代，求学于北洋政府时期，成长于1927年至1937年相对平和的国民政府时期，英年早逝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寇大举入侵中华的抗战初期。施昕更的求学时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凌辱的年月，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奋起抗争的“五四运动”，日军掳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残忍杀戮，无不震撼着施昕更年轻的心灵。国难、家事，促进了他的早熟。

    就在施昕更迅速成长，任职于浙江省西湖博物馆助理的日子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鲸吞我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淞沪抗战，日寇已将战火烧到家门口。1934年，施昕更的老师盛莘夫在其《浙江地质纪要·绪言》中叹于“本省地质之探查，外人已先我着手”。 1933年，施昕更21岁，其署名的《地质矿产组回顾与展望·绪言》，愤于日寇入侵：“国人若不奋起。则将体无完肤矣。”施昕更的《良渚》和许多文章字里行间，都倾注着对家乡的眷恋，对浙江的热忱，对中华的热爱，他所以称为良渚文化发现人，不是他的专业水准有多高深，而在于他首先是一位虔诚的爱国者。爱国的激情，促使他分秒必争地递交报告，现场挖掘，撰写文章，最终发表专著《良渚》。稍有松懈，他便成不了“良渚文化发现人”。

    良渚文化，古即有之。从宋玉、汉玉，直至认定是5000年的良渚文化，施昕更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他刚好生长在良渚，成长在那个时代。甲骨文的发现，殷墟发掘，继而有了山东“城子崖”5000年黑陶文化的报告，反复对比，书函求教，三番领悟，实地踏勘，施昕更最终认定良渚文化与城子崖遗址文化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遗址。在《时事新报》《东南日报》《美术生活》《浙江青年》中的诸多文章、图片以及施昕更的力作，《良渚》考古泰斗卫聚贤的《校后记》《文字学》表明，施昕更是无可争辩的良渚文化发现人。诸多文字记载表明，施昕更对良渚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再不是当年从古董商手中购买、托古董商去收集的甲骨文时代的水平，而是先有报告给南京国民政府，经批准并派员监督的有规划依程序的现代科学考古。他是良渚文化现代科学考古第一人。

    （本文据赵大川、施时英著《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