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体制、市场两不靠

    问题究竟出在哪？洪建波反复琢磨，心里早有一本账：文化下乡，演一场亏一场；排新戏，回本周期太漫长。

    作为当地的专业剧团，建德婺剧团承担着文化下乡的任务，一年200场文化下乡演出，占了剧团三分之二的演出时间。然而，这却是演一场亏一场——今年，剧团全年预计支出约为480万元，平摊到300场演出，每场成本约1.6万元；建德市拨付婺剧下乡的费用为120万元，每场平均仅0.6万元。也就是说，演一场文化下乡的戏，剧团就要倒贴1万元。

    在浙西地区，只要是建德婺剧团演出，百姓必趋之若鹜，演出需求远超200场。洪建波说，以往，剧团尽量多演商业演出，来补贴文化下乡的亏空，可今年商演市场渐渐萎缩，情况不容乐观。去年这个时候，剧团已经开始排正月里的商演时间了；而今年9月以来，剧团只接到1场商演邀请，经营跌入了谷底。

    “既然已经彻底改制、自负盈亏了，就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送戏下乡，是政府购买服务，为何不能以市场价收费？”洪建波最无奈的是，建德婺剧团既不享受国有剧团的待遇，却又不得不承担国有剧团的责任，“虽然改制了，但却脱不开体制。”

    排演新戏，是剧团生命力所在。但在建德婺剧团，排新戏很多时候压力不小：要拿奖，就得考虑评委口味等；有的题材能拿到政府的补助，“但这样的戏，在农村市场不大，排完就常束之高阁。”洪建波说，外人看来，剧团每年都在排演新戏，但不少新戏在获奖或获得政府补助后完成“一次性”的使命，没有了继续生存的能力。

    洪建波也曾想着靠新戏和名气找市场，却又遭遇尴尬。今年 6月，剧团瞄中了一个好剧本，不惜重金请来了著名导演、作曲等，全新创作了新戏《畲女凤凰》，准备参加明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拿着新鲜出炉的宣传海报，洪建波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可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为了这部新戏我们投入了130万元，虽然已经领到了杭州市的30万元扶持补助，但情况仍不容乐观。”

    展开剧团的账本，洪建波说：剧团市场化了，但是经营却羁绊重重，难以自主走入市场。

    根源：改革尚需深化

    2002年以来，在建德婺剧团之后，全省不少原国办基层专业剧团也纷纷走上改制之路。十余年的大浪淘沙，这些剧团有的已解散，有的仍在维持。

    “目前，省内像建德婺剧团这样彻底改制的已经少之又少了，更多的是在改制过程中就解散了，比如曾经十分红火的温州市歌舞团。”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说，湖州、台州、丽水已经没有专业国办剧团了，舟山、嘉兴也各剩1家，杭宁温绍金等地改制后的专业剧团则日子相对尚好。

    “改制多年来，现在，全省还有10余家县级国办专业剧团，日子也多不好过。除了建德婺剧团外，海宁、东阳等地的专业剧团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平阳木偶戏，每场2000元的政府购买标准，连租辆大巴都不够。”

    剧团改制本为激发活力，为何反倒是越改越艰难？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莉曾经对全国“文化改制”后的戏剧院团做过专门研究。在她看来，虽然院团改制的阶段性任务已初步完成，但目前大部分转制院团“底子薄、包袱重、经费自给率低、赢利能力弱”，离建立真正现代化企业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分析原因，张莉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剧团观念难以转变——“竞争意识淡薄，文化创意缺失”。国有文艺院团一直依靠政府哺养和体制保障，但当改制后需要去迎接市场和观众考验时，剧团多年的积习使其严重缺乏在市场环境下生存的能力与勇气，“剧团生存越困难，就越依赖于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等各方面资助，它就越难以保持作为一个文化企业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按照现行政策，政府的补贴是按新剧目编排、按场次演出进行的，张莉认为，“这是戏剧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调查中，她发现不少戏剧团在排戏中无视上座率、不问票房收入、甚至不计成本，因此，也就无法调动演职员走向市场的积极性，更没法让他们形成节约成本的意识。院团每年拿到剧目和场次补贴之后，就转向下一年的新剧目和新的补贴，这种演一个、丢一个的形式就如“狗熊掰棒子”。长此以往，剧团永远也不可能自负盈亏，走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