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了，他说，走吧，我们到外面去喝两杯。

说话间，拿过衣帽架上一个小挎包，从抽屉里找出一方印章（要给本栏目写几个字），小心地包好，塞进小挎包。变戏法一样，一顶窄边圆顶黑呢礼帽出现在他的头上。最后，他从地下的箱子里拿出一瓶京酒，放进小挎包里。

喝酒，天南海北，域内世外，岳老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喝到酣畅处，岳老师痛骂一个“小瘪三”、几堆“臭狗屎”。

采访外带喝酒，六个小时，时间过得真快。

不是因为他是中国考古纪实文学第一人，也不是因为他是岳飞的第三十一代孙，更不是因为他写过的书每5年就要翻印一次，且销量都在10万册以上，而是因为他的新书，《南渡北归》。

2010年年底，《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出版。

尽管敏感的媒体把它和贾平凹的《古炉》、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等书一起列为201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最期待的10本书”，但再敏感的媒体也没有意识到这本书所具有的重磅的持续的爆炸般的冲击力。

《南渡北归》频繁出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报纸杂志门户网站读书栏目的推荐榜单上面，几个月前，《亚洲周刊》把这本书列为“2011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榜首，《朱镕基讲话实录》排在第三。

因为热销，书的主人出现在2011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4位，其后有刘震云，于丹，贾平凹等人。生活相对宽裕了，在儿子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岳南终于还清了房贷和车贷。

去年六月底，岳南应台湾出版方的要求去做宣传，其间，与时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力俊见了面，陈在16年前就读过岳南的《风雪定陵》，很有好感，半小时的谈话后，陈力俊代表学校邀请岳南做台湾清华大学的驻校作家。之前，这个位置空缺，再之前，这个位置上是著名作家龙应台。

岳南后来知道，他去台湾之前，《南渡北归》在宝岛就炒得很热，有个电台主持人叫胡中信，是马英九的智囊团成员，也是拥护祖国统一的知识分子，他看了《南渡北归》之后，连续几天在电台上发起讨论：在历史进入辛亥百年，为什么台湾作家和学者没能写出这样一本概括百年知识分子喜悦与苦难的大书，而被一个大陆前解放军战士写出来了？

岳南正式受聘台湾清华大学是去年10月1日，上学期，他给台湾清华大学师生做了三场报告，就是所谓大课，大课向全社会公开，演讲通告会贴到市政府门口，也会贴到街道社区里面，社会各阶层想听的人都可以来听；他还讲小课，针对的是写作的学生，有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七八个人，约一个星期开一次小课；他也配合学校开一些会议，如“授予金庸名誉博士学术研讨会”，“梁启超来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等。

做驻校作家，岳南除了能拿到一笔薪水，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查阅收集写作资料，学校在新竹市，高铁半小时，巴士一个小时可到台北，去“中央研究院”，“国史馆”，“故宫”等文化学术单位很方便，而台湾历史资料开放度大，可以查阅，民国时期的名人后代也多，方便岳南采访写作。

岳南还想更红一点。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他，就会有更多的读者来买他的书看他的书。作为一个写作者，谁不喜欢获得更多的人认同？谁不希望自己的书卖得更多更好呢？

之前写了八年，岳南几乎和外界没有了接触，采访，收集资料，筛选辨伪，山南水北地跑，没日没夜地写。朋友打电话叫着去喝酒不去了，小圈子的活动因为忙只好放弃了，时间久了，朋友也都不和岳南来往了。

《南渡北归》出齐，岳南浮出水面冒了个泡，一时，朋友又都回来了，每日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岳南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如果不是受聘于台湾清华大学这档事，过去一年多，岳南干的唯一的正经事就是宣传《南渡北归》。一年多没写什么东西了，出了本《大师远去》，也是一些老资料的整理，卖书已经把他卖烦了。

烦也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做宣传。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的孩子，不对他好能行吗？何况，眼前的情形是，好像老农一样，生了一大堆女孩子，盼星星盼月亮来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老来得子，把他扔到一边自个儿没事偷着乐也说不过去。

况且，写得再多，没人知道，那有什么用？写书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所以，岳南希望自己名声再大一点。

尽管如此，岳南还是不想再折腾了。接下来准备写《梅贻琦大传》，还有搞了一半的《安阳殷墟发掘》也要写完，以后会离这个领域远点，转写政治人物，从《蒋介石大传》开始，还是会围绕民国政要来写。

岳南说，剩下的时间，就是余生，再写10本就差不多了，够30本了，写那么多做什么？

岳南注定会红。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一个崇尚武力的人，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一个不愿意与草木同朽的人……

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有志向的人，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不愿意与草木同朽的人。

这是我从小的概念，我不是在吹啊，我从小听了很多英雄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我父亲很小时候就对我说：孩子，人过留声，雁过留名啊，你要争口气成就一番大事业。我知道一个人生下来要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

我是一个把文学当成事业的人，艺术不是谁都可以搞的，川端康成说过一句话，“祖先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的传承，才能绽开一朵花。”

我这个人性格不好，不能做唯唯诺诺的事，不能做唯心的事。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把别人看得太轻，别人都是臭狗屎。

我崇拜傅斯年，不仅仅因为他学问好，和我是山东老乡，更多是因为他的脾气和我很对路。傅斯年抗战流落到李庄时曾对他的学生何兹全说过，他崇尚打架，当年在北大，打遍北大无敌手，有一次，在北大门口，二十多个人和他打，他不怕，最后被打倒在地，不是看大门的老大爷拉开吃亏就大了。他自己也说，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

我在性格上和傅斯年很像，小时候在农村，是司令，经常领着三四十个孩子和邻村的孩子打架。我主持制造过上百支弓箭，是用竹皮子制造的，专射对方的屁股，能射到五十多米之外。

10几年前，有一次自行车被撞，对方六个人，我是武警，练过擒敌拳，我一般能打倒四个，那天六个人，我吃亏了，头上受了伤，这个伤到现在还有感觉。

和傅斯年比，我没有他那么努力，我没有傅斯年的学问功底，他七岁的时候，爷爷在被窝里已经把二十四史给他讲完了。我没有傅斯年聪明，他的聪明是很少见的。我没有傅斯年梁山好汉一样的煽动能力，我没有他的家学渊源。我是岳飞第三十一代孙，傅斯年是清朝开国状元、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的第七代孙。我出生和成长的时候，家族早就衰落了，傅斯年成长时，家族尽管走向衰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傅的曾祖傅勋做过安徽布政使，李鸿章、丁宝桢等都是他曾祖的学生，他的祖父是辛酉拔贡；父亲是甲午顺天举人，主讲龙山书院六年。这一切，都是我与傅斯年没法比拟的。

我一生可以写三十本书，我认为至少可以留下二十本，或者全部留下，至少五百年不会消失灭绝。

因为我有十二本书是写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掘的，这些发掘基本上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即便战争开始，也是全人类的财富，你不能轰炸兵马俑，你不能轰炸十三陵和北京猿人遗址，既然不炸，就有人参观，就有人问，当年是怎么发掘出来的。这些都能在我的书里找到答案，没有第二个人告诉你这些世界遗产是怎么发掘的。我是一个人一个人采访写出来的，你要是胡编，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书，每五年要重印一次，二十年过去了，我的书在不断地重印着。

说到我个人才气，我是中才，不是大才，不是小才，不是天才。当然，所谓天才也是爱因斯坦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百分之一的灵感”罢了。

陈寅恪是天才，这个天才与他的努力和汗水分不开，他从十三岁开始留学，到过日本、瑞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一共学了十六年，眼睛看书都看坏了。抗战时在成都燕京大学教书，双目失明，现在谁能下得了这个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