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聚时刻。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冠军王澜静载誉归来，专程前来看望启蒙教练章荣瑛
退休时刻。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副校长沈瑾向恩师章荣瑛献上鲜花
“中国队赢了！”
2024年8月10日，我和教练团队培养的王澜静，同郭崎琪、郝婷、黄张嘉洋、丁欣怡并肩站上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赛场，向着中国艺术体操第一枚集体全能金牌发起冲击。
首轮《共生共舞》结束后，王澜静和队友们拿到36.950分，暂列第一。第二轮《凤鸣凌霄》开始，我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紧张得不敢再看，躲进房间，叮嘱先生比赛结束后再叫我。
那两分半钟极其漫长，每一秒都揪心。音乐停下后，我立刻问先生有没有失误，他平静地说：“没有。”
前三稳了，奖牌有了！
第二轮分数打出，中国队拿到32.850分，等所有队伍比完，她们以69.800的总分，拿下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冠军！
这块金牌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代又一代中国艺术体操人的圆梦时刻。
我激动得马上给王澜静发微信祝贺，“今晚可以睡个好觉！”孩子实在太辛苦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领导发信息道贺，恭喜我培养出奥运冠军。他还记着，当年正是我和教练团队把王澜静输送到省队的。
往事历历在目。退休前，我是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艺术体操总教练、国家级教练。我这大半辈子，当了37年艺术体操教练。在我心里，记得的不仅仅是王澜静，教过的学生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在艺校待不牢，一心想回体校，成为艺术体操教练
我是杭州人，小学是在杭州市大关小学读的。刚入学不久，体育老师李志远挑了二十来个苗子练体操，我是其中一个。我和体育就这样结缘了。
1972年，我9岁，被乐汉荣教练看中。乐教练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在杭州业余少年儿童体校（今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担任体操教练。就这样，我从大关小学转到少体校，成了体操运动员。
我从小就吃苦不记苦。第一次站上平衡木，心里发慌。那时平衡木还是实打实的木头，摔一下很疼。好在教练守在边上护住我，心里踏实很多。
10岁那年，我第一次代表浙江参加全国青少年体操比赛。后来多次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比赛，最好成绩是团体第二。报纸上登了消息，邻居纷纷上门道喜。
在少体校读高一时，我被乐教练选为“小教练”，协助照看小队员，也一起构思编排动作。当时，我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带队比赛，小队员们拿到好成绩，我特别有成就感。也是那时，我暗暗下决心，长大了要当教练。乐教练也鼓励我，认为我有管理和带训的潜质。
1981年9月，我考上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体育系。当时体育系统正大力发展艺术体操，学校把我安排到新建的艺术体操队。
我从竞技体操转过去，跳步、平衡、转体、柔韧都有底子，主要重新学习器械操控和身体配合，转项不算太难。四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去浙江艺术学校。
省艺校主抓艺术，体育不是主课，工作也相对轻松。身边人都劝我，一个女孩子家，安安稳稳、轻轻松松过日子多好。可我一心想回少体校。
16岁做“小教练”时，带着小队员训练、比赛，看着她们取得好成绩，那份成就感就一直留在我心里。如今学成毕业，我更想把学到的本领用到带训中，让更多孩子有机会走上赛场。乐教练了解我的心思，一直积极举荐我，支持我回到教练岗位。
1987年7月，经体育局反复争取，我从省艺校调回少体校，成为一名艺术体操教练。
艺术体操招生难，我在杭州各地“寻宝”，差点被当成人贩子
想把队伍带好，想出成绩，总得有队员。那个年代，少有人了解艺术体操，生源成了大问题。艺术体操要练童子功，一般从五六岁练起。我有事没事就到幼儿园去看看。哪个小女孩身材瘦长，五官长得好，我像抓到宝。
那时没私家车，我坐公交车跑遍主城区幼儿园。找到好苗子，得跟家长沟通。家长的电话号码是隐私，要不到，只能请老师帮忙，请老师转述，动员家长给我打电话。
最难的是说服家长。很多家长分不清体操与艺术体操。我跟家长解释，这跟竞技体操不一样，艺术体操是通过舞蹈、跳跃、平衡等动作，配上音乐，再结合器械，把艺术和体操融合起来，是公认最美的体育项目，素有“地毯上的芭蕾”之称。通过训练能提升气质和形象，还有可能进入省队和国家队。
走在马路上、在商场买东西、在景点闲逛，不管做什么，我都会下意识地打量身材出众的孩子，这早已成了我的职业习惯。我常常若有所思地打量孩子，好几次被家长误以为是人贩子。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我出门总会随身带着身份证；要是对方不肯留电话，我就递上名片，告诉他们想好了随时联系我。
碰到身材比例好又漂亮的，我上前主动搭讪。脾气温和的家长会笑着说声“不用了，谢谢”；态度凶的则会骂一句“神经病”。换位思考一下，这也在情理之中，我从来不会抱怨，顶多在心里念叨一句：招生太难了。
但也不是没收获——
进国家队当教练的严韵文，是在曲院风荷公园发现的；在浙江大学教体育的陈莹莹，是我在杭州百货大楼“看中的”；还有一个队员现在转行做演员，也是我从商场发现招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