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西湖边，有一位98岁老人与英国博主全程用英语无障碍交流，视频一度引发热议。

众多网友纷纷点赞：“这才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也有人好奇：“在信息时代、翻译软件触手可及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学英语吗？”这位叫周盘麟的老人，今年98岁，英语陪伴了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或许能给出答案。

1928

民国时期

看电影杂志学英语

我叫周盘麟，出生于1928年，从小在上海租界长大。那时候的上海，街道上常常能看到中英文并列的路牌，商店的招牌、电影院海报等也总印着英文。很多外国人来来往往，这也是上海被叫做“十里洋场”的原因吧。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有了英语课，刚开始只是学习简单的单词和对话，慢慢地，英语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考入南洋模范中学后，很多课程都是英语教学，化学、物理、几何、代数，老师拿着英文教材，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写公式，起初听起来有些吃力，但时间久了，我们也逐渐习惯了。

在当时的上海，英语好是一件很“吃香”的事情。英语说得流利，找工作更有优势。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软件，一本词典、一支笔、几本书，就是全部的学习工具。大家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会想各种办法接触英文。那时候，上海的电影院引进了好莱坞电影，很多同学一到周末或者晚上，就会去电影院。第二天到了学校，大家便会围在一起讨论电影情节，谁看了什么新片子，谁又看懂了哪段台词。

后来才知道，有些同学为了看电影可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当时课业重，下午放学以后，他们先匆匆回家吃晚饭，饭一吃完就赶紧做作业。等作业做完，再一路小跑去电影院，要赶上最后一场电影——晚上九点开场，十点半结束放映。等电影结束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什么都顾不上，鞋子一脱，往床上一倒就睡了，第二天照常起来去上学。

除了看电影，我也会看一些外文书籍和杂志，比如《Popular Science》（《大众科学》）和《Popular Mechanics》（《大众机械》）。杂志里介绍了各种新发明、新技术，从飞机、无线电，到各种机械装置，每一期都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我看到科学世界的广阔。

我渐渐意识到，当时世界上许多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大多来自欧美国家，而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将来才能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周末或者空闲的时候，我会去上海青年会练习英语。青年会里有不少外国人，也有许多和我一样想提高英语的学生。大家在一起聊天、讨论，有时候谈电影，有时候谈书籍，也谈各自的学习和生活。

上世纪40年代，我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又遇见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他们有的上了战场，有的出国深造，也有的像我一样留在国内工作。

1952

新中国成立初期

英语也是战场上的一种“武器”

1952年，我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各个领域都急需人才，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从事光学玻璃与光学材料研究。

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我们单位是后方的技术支持。在夜间，志愿军战士出去侦察，经常被敌人的狙击枪击中牺牲，大家都在想，漆黑一片的夜里，敌人是怎么“看见”的？

后来，前线抓到了一个美军俘虏，他用英语说：“Infrared（红外线）！”我们才得知，通过红外线装置，敌人可以在黑暗中瞄准射击。于是，我们迅速投入相关研究，研制出了可用于枪支瞄准镜和望远镜的红外线装置，提升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更加体会到英语的重要性。由于志愿军面对的主要是美军，前线急需懂英语的人才。我有几位英语不错的同学，被紧急抽调奔赴朝鲜。他们不拿枪上阵，却同样在另一条“战线”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开展对敌宣传。用英语翻译《俘虏政策》等材料，向美军传递信息：放下武器可以得到优待。他们还会走到阵地前沿，拿着高音喇叭，用英语一遍遍地喊话：“You are surrounded.（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Lay down your arms,and we will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ith kindness.（放下武器，我们优待俘虏。） ”有时候，他们还会教战士们几句最简单、最实用的英语，让普通士兵也能参与到喊话中去。

除此之外，他们还负责审讯和教育战俘。抓到的美军士兵，需要有人能直接与他们交流，了解情况、讲清政策，以此来瓦解美军的斗志。

后来我们再回想那段经历，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在那个年代，英语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可以直接服务国家需要的本领。

1980

改革开放时期

做中东工地上的“传话人”

1973年，我被调回杭州，在杭州钢铁厂从事技术工作。1980年，国家逐渐打开国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被调入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参与国家的对外工程承包项目。不久之后，我被外派到孟加拉国、科威特等地，负责工程中的翻译与协调，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英语不仅是“会一点”，更是“离不开”。

在科威特的时候，我们队伍的任务是为当地盖房修路。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从施工到后勤，从医疗到生活保障，全得自己管，同时也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天天得跟当地人打交道。我呢，就是那个两头传话的人，哪里需要翻译，我就往哪里跑。

每天我要和当地的工程监督员打交道：哪里已经完成、是否符合标准、下一步能不能继续……这些问题如果表达不准确，轻则返工，重则影响整个工程进度。

那时候的条件不太好，中东的气候炎热，夏天的气温很高，白天在工地上工作非常辛苦。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次重要尝试，我们不仅是在盖房子、修公路，更是在代表中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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