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见过电灯的牧民,无比惊讶看着灯亮起来
发电机组在交付前,要72小时不间断试运行。那天晚上,一位巡查水渠的工人在值班时睡着了。开机发电后,河水开闸而出,急速往下,把沙土夯的沟渠瞬间冲垮,裂口达5米宽。水断,机停,天亮才发现。
蒙古国方面派了两辆车,拉来30多名工人紧急抢修。忙活了7天,才把沟渠全部修好。
晚上,电站负责人巡查,发现又有值班工人在睡觉。负责人很生气,直接骂起了人。我赶紧跑到控制室,把另一名贪睡的工人叫醒。
电站负责人无奈地摇摇头,拜托我给工人培训时一定要严格再严格。
一上课才知道,这哪是什么工人啊!别说水电站的基本术语都不懂,很多人甚至是文盲和半文盲,当“工人”前就是在草原上放羊的。
好吧,手把手地教。我把所有操作分解,标上阿拉伯数字,1是干什么,2是干什么,3是干什么,让工人们跟着我做,从模仿到反复训练,直到形成牢固记忆。
考试实行“一错零分制”。我讲了1天,工人们背了4天,又练习了5天。他们考了十多回,才全部过关。但如果多问一个“为什么”,他们又原地卡壳,基础不是一般的薄弱。
那次在蒙古国出差90天,住的是土房,没见过米饭和蔬菜,整日和风沙为伍,是历次技术援建中条件最艰苦的。但机组试运行成功时,水电站发送的电输出到广袤草原上,从没见过电灯的牧民,无比惊讶看着灯亮起来。那种欣喜又纯真的眼神,让人很难忘记。
来自中国的我们,也瞬间理解了这里的人。
几年后,有同事再去乌布苏省,回来说,那里发展了,水电站也有了蒙古国自己的技术员。
我真为他们高兴。
“他们不伤人。你们快走!拿上行李,离开!”
其实在国外吃点苦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遇到人身威胁。
2007年5月10日,我们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乘车,去200公里外,靠近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一个水电站,安装2台500千瓦的机组。
路况差,开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当地翻译提醒,这里民间武装多,你们要小心。
一周后的某天,刚吃过午餐,守院门的狗突然狂叫。一个面目黝黑的络腮胡闪出,急速走到我跟前,持一把手枪对准我,身后是5名随从。
黑洞洞的枪口距离我脑袋仅10厘米……我全身僵住了。
这时,翻译和其他人赶来。翻译和对方一阵叽里咕噜后,对我说:“他们不伤人。你们快走!拿上行李,离开!”
翻译在中国留过学。他说,这是一伙民间武装分子,因为甲方建电站没有缴纳“保护费”,惹怒了对方,所以外国技术人员全被强行驱赶。
我们长舒一口气!乘车去了加德满都,一头扎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使馆方面立即严肃交涉。
8天后,甲方送我们回工地,此后一切平安。
事后听说,甲方派人开着车,在山里转了好大一圈,才找到络腮胡,交了一大笔“保护费”。
百姓日子不好,受教育机会少,娴熟的技术工人自然稀缺
在国际环境里摔摔打打,我们的能耐日日见长,思维也在改变。比如合同规定,我们是去安装机组的,土建工程就不能参与,哪怕“善意帮忙”也不行。因为万一土建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人家是可以向我们索赔的。这就是“规矩”。
过了几个月,我重返尼泊尔。原来我们走后,由于当地工人没有及时清理水里的木棍、石块,杂物混入了机器,造成屡次停机。这次我来,一是检修,二是培训。
客观讲,工人技术素养的高低,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关联。百姓日子不好,受教育机会少,娴熟的技术工人自然稀缺。
像老挝的山区,以前靠自然水流“土法”发电,每天仅发电100多度,用来磨面、浇地。他们向我们购买的是30千瓦的小机组,功率虽小,但和过去比,已经是历史性突破了。
这些国家的水电站规模大都是中小型,并且位于偏远山区。发达国家嫌这些电站规模小,条件艰苦,利润又薄,不愿意接活。这就给了中国设备打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2003年8月到12月,我在印度中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个山区工作,那里距离孟买300公里。
三年前,这里的水电站从我厂进口了三台总装机1500千瓦的机组。安装时,客户拍着胸脯说:自己来。接下去的三年里,他们安装的机组故障频频。无奈之下,不得不向我们求助。
我检查后发现,三台机组的毛病很多。尤其是水轮机与发电机的连接轴,位置已经严重偏离,运转起来震动很大。时间一久,机器不坏才怪。
等我修理完毕,并做好校正,机组正常的运行声响起。四周的印度工人再也不拍胸脯了,他们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门口站了一位蒙着黑纱的少女。我们吓了一跳,谁也不认识啊
更多时候,我们收获的是当地人的友谊。
2006年3月,我们在斯里兰卡巴杜勒镇援建时,应发电站负责人的邀请,参加他的婚礼。
喜宴摆了十几桌。我们4个中国人作为贵宾,和家族长辈坐在一桌。我们也投桃报李,买了一台在当地属于高档商品的电风扇作为贺礼。
新郎自豪地把我们介绍给每一位来宾。这下,我们“出名”了。几天后,两名福建籍华侨,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开车200公里,特地来看我们。
他们激动地说,好久没有见到从祖国来的亲人了。
2001年9月,我和同事在伊朗西北部乌尔米耶的一个镇技术援建。水电站在镇子30公里外的山沟里,我们负责发电机组的安装和调试。这次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住在镇上宾馆,每天驱车来回。
周末上午,大家正在休息,突然有人敲门。门口站了一位蒙着黑纱的少女。
我们吓了一跳,谁也不认识啊!
“中国人?我,北京留学,家乡回来,认识你们,想。”
她的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但我们听懂了。这位在北京留学过2年的伊朗姑娘,听说家乡小镇来了中国客人,特地来拜访。
我们连忙请她进来,大家匆忙收拾房间,同时脑子里飞快转着出国前学习的“外事纪律”。
谈话中,她一再表达对中国的喜爱和思念。我们灵机一动,拿出随身带的风油精和一条杭州产的丝绸纱巾,送给她。
她立刻雀跃起来,说话又磕巴了——这次是因为高兴,我们猜。
住的时间长了,宾馆的服务员和厨师都对我们比较照顾。我们也赠送了一些杭州的纪念品以示感谢。一位厨师拿到风油精后,以为是香水,洗澡后全身涂了个遍,收获了一整晚的火辣辣。
一大早,这位厨师跑来“诉苦”,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从此之后,这位厨师得了个别致的外号:“风油精大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