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出国是1994年，正好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七。要去的地方很暖和：越南

1994年到2008年，我出国十多次。倒不是参加了什么旅行团，而是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参与了七个国家水电站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属于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援助。我去过的国家有越南、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伊朗以及蒙古国等。

我今年67岁，是杭州发电设备厂的退休工人，别人都叫我孙师傅。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4年，正好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七。要去的地方很暖和：越南。

我们厂几千名工人中，只有8人拥有“技师”的职称，我当时37岁，是8人中年龄最小的。我也是全厂唯一拥有电气设备安装资质证书的技术工人，国内除了少数几个省，我都去指导过。

我厂生产的直径8米的发电机组和直径4米的水轮机组，以及种类繁多的配套辅件，装了15个集装箱，提前经海运到越南，全程要50天。

当时杭州到越南还没有直航，我们从上海飞到香港，再转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休息了一宿，次日一早赶往150公里外的水电站。

20世纪90年代，越南开始发展经济，社会上电力很紧张。这个水电站之前的4台发电机组不够用了，所以和我们合作，对原有机组进行扩容。

那4台老的发电机组还是1962年日本人援建的，30年了，仍运行良好。而我们扩容的新机组就在边上。

这就有点意思了，更像一场技术上的“国际比拼”。

阮工激动地对我说：“太谢谢您了，孙工！为我们国家节省了上万美元的外汇”

老师傅都知道，安装过程要一丝不苟，不能求快。

但越南工人急着赶进度，有个重要的零部件没有预热到200摄氏度，就组装上去了。更要命的是，工人在强行操作时还用大锤猛砸，把部件表面搞得毛糙糙的，势必影响今后机器运行。

我很生气，对工人提出严厉批评。“这机器服务的是贵国，你们蛮干胡来，将来停机检修甚至报废，受损失的是你们国家！”

给我当翻译的是越南国家电力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叫阮公阳，他早年在中国留过学。我虽然听不懂阮工的翻译，但他的语气和神态都相当严厉，那些工人羞愧地垂下了头。

本来，被野蛮操作的零部件是要报废的。我根据多年经验，发现还有起死回生的价值，就把毛刺重新打磨、抛光，再预热到200摄氏度，结果很轻松就安装好了。新机组试车72小时，一切顺利。

阮工激动地对我说：“太谢谢您了，孙工！为我们国家节省了上万美元的外汇。”

我回国后，阮工还时常联系我，说中国的机器好，一直运行正常。还说我给工人上的课，他都录音了，并整理成文字。他把这些当成“教材”，已经培养了十多批操作工。

几年后，胡志明市另外一座水电站购买了我厂的发电设备。我第二次去越南负责组装。

巧的是，这次工人中就有当年我培训过的。听到这些“外国徒弟”一口一个“中国师傅”地称呼我，我心里热乎乎的，很自豪。

我们安装调试交付后，这个水电站就将是乌布苏省历史上首座水电站

阮工叫我“孙工（程师）”是抬举我了。其实，我就是一名技术工人。我能以专家的身份到国外指导技术，得益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好政策，也和我自己的努力有关。

我们家祖籍绍兴，1950年我的父母移居到萧山。1957年，我出生在萧山义蓬，家里有兄弟姐妹4人，当时经济状况是很差的。17岁，我到义蓬的蜜蜂大队插队，被大队选为电工。

1979年，我通过招工考试，进了杭州发电设备厂。这个厂和杭州第二棉纺织厂、杭州齿轮箱厂当时并称萧山“三大厂”，也是国家中小型发电设备的重点生产企业。

能进3000多人的国营大厂，好多人羡慕我。我自己也很努力，进厂后刻苦钻研，先后担任电器调度员、工艺员、施工员。

1997年7月，厂里派我去蒙古国援建。乌布苏省在蒙古国西部，水电站又在首府乌兰固木200公里外。

一般水电站的上游，水流较大。但这里呢？平均六七米宽的河道，河水却是靠融雪汇聚起来的，水深才没过脚趾，枯水期则露出河床。就是这样的水，集中到用堤坝拦住的“水库”里，再顺着沟渠，流到机房，带动发电机组。因为水量小，只能安装2台300千瓦的机组。

这里是人烟稀少的牧区，牧民还在用羊油灯照明。我们安装调试交付后，这个水电站就是乌布苏省历史上首座水电站。

从没见过电灯的牧民，无比惊讶看着灯亮起来

发电机组在交付前，要72小时不间断试运行。那天晚上，一位巡查水渠的工人在值班时睡着了。开机发电后，河水开闸而出，急速往下，把沙土夯的沟渠瞬间冲垮，裂口达5米宽。水断，机停，天亮才发现。

蒙古国方面派了两辆车，拉来30多名工人紧急抢修。忙活了7天，才把沟渠全部修好。

晚上，电站负责人巡查，发现又有值班工人在睡觉。负责人很生气，直接骂起了人。我赶紧跑到控制室，把另一名贪睡的工人叫醒。

电站负责人无奈地摇摇头，拜托我给工人培训时一定要严格再严格。

一上课才知道，这哪是什么工人啊！别说水电站的基本术语都不懂，很多人甚至是文盲和半文盲，当“工人”前就是在草原上放羊的。

好吧，手把手地教。我把所有操作分解，标上阿拉伯数字，1是干什么，2是干什么，3是干什么，让工人们跟着我做，从模仿到反复训练，直到形成牢固记忆。

考试实行“一错零分制”。我讲了1天，工人们背了4天，又练习了5天。他们考了十多回，才全部过关。但如果多问一个“为什么”，他们又原地卡壳，基础不是一般的薄弱。

那次在蒙古国出差90天，住的是土房，没见过米饭和蔬菜，整日和风沙为伍，是历次技术援建中条件最艰苦的。但机组试运行成功时，水电站发送的电输出到广袤草原上，从没见过电灯的牧民，无比惊讶看着灯亮起来。那种欣喜又纯真的眼神，让人很难忘记。

来自中国的我们，也瞬间理解了这里的人。

几年后，有同事再去乌布苏省，回来说，那里发展了，水电站也有了蒙古国自己的技术员。

我真为他们高兴。

“他们不伤人。你们快走！拿上行李，离开！”

其实在国外吃点苦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遇到人身威胁。

2007年5月10日，我们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乘车，去200公里外，靠近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一个水电站，安装2台500千瓦的机组。

路况差，开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当地翻译提醒，这里民间武装多，你们要小心。

一周后的某天，刚吃过午餐，守院门的狗突然狂叫。一个面目黝黑的络腮胡闪出，急速走到我跟前，持一把手枪对准我，身后是5名随从。

黑洞洞的枪口距离我脑袋仅10厘米……我全身僵住了。

这时，翻译和其他人赶来。翻译和对方一阵叽里咕噜后，对我说：“他们不伤人。你们快走！拿上行李，离开！”

翻译在中国留过学。他说，这是一伙民间武装分子，因为甲方建电站没有缴纳“保护费”，惹怒了对方，所以外国技术人员全被强行驱赶。

我们长舒一口气！乘车去了加德满都，一头扎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使馆方面立即严肃交涉。

8天后，甲方送我们回工地，此后一切平安。

事后听说，甲方派人开着车，在山里转了好大一圈，才找到络腮胡，交了一大笔“保护费”。

百姓日子不好，受教育机会少，娴熟的技术工人自然稀缺

在国际环境里摔摔打打，我们的能耐日日见长，思维也在改变。比如合同规定，我们是去安装机组的，土建工程就不能参与，哪怕“善意帮忙”也不行。因为万一土建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人家是可以向我们索赔的。这就是“规矩”。

过了几个月，我重返尼泊尔。原来我们走后，由于当地工人没有及时清理水里的木棍、石块，杂物混入了机器，造成屡次停机。这次我来，一是检修，二是培训。

客观讲，工人技术素养的高低，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关联。百姓日子不好，受教育机会少，娴熟的技术工人自然稀缺。

像老挝的山区，以前靠自然水流“土法”发电，每天仅发电100多度，用来磨面、浇地。他们向我们购买的是30千瓦的小机组，功率虽小，但和过去比，已经是历史性突破了。

这些国家的水电站规模大都是中小型，并且位于偏远山区。发达国家嫌这些电站规模小，条件艰苦，利润又薄，不愿意接活。这就给了中国设备打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2003年8月到12月，我在印度中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个山区工作，那里距离孟买300公里。

三年前，这里的水电站从我厂进口了三台总装机1500千瓦的机组。安装时，客户拍着胸脯说：自己来。接下去的三年里，他们安装的机组故障频频。无奈之下，不得不向我们求助。

我检查后发现，三台机组的毛病很多。尤其是水轮机与发电机的连接轴，位置已经严重偏离，运转起来震动很大。时间一久，机器不坏才怪。

等我修理完毕，并做好校正，机组正常的运行声响起。四周的印度工人再也不拍胸脯了，他们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门口站了一位蒙着黑纱的少女。我们吓了一跳，谁也不认识啊

更多时候，我们收获的是当地人的友谊。

2006年3月，我们在斯里兰卡巴杜勒镇援建时，应发电站负责人的邀请，参加他的婚礼。

喜宴摆了十几桌。我们4个中国人作为贵宾，和家族长辈坐在一桌。我们也投桃报李，买了一台在当地属于高档商品的电风扇作为贺礼。

新郎自豪地把我们介绍给每一位来宾。这下，我们“出名”了。几天后，两名福建籍华侨，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开车200公里，特地来看我们。

他们激动地说，好久没有见到从祖国来的亲人了。

2001年9月，我和同事在伊朗西北部乌尔米耶的一个镇技术援建。水电站在镇子30公里外的山沟里，我们负责发电机组的安装和调试。这次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住在镇上宾馆，每天驱车来回。

周末上午，大家正在休息，突然有人敲门。门口站了一位蒙着黑纱的少女。

我们吓了一跳，谁也不认识啊！

“中国人？我，北京留学，家乡回来，认识你们，想。”

她的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但我们听懂了。这位在北京留学过2年的伊朗姑娘，听说家乡小镇来了中国客人，特地来拜访。

我们连忙请她进来，大家匆忙收拾房间，同时脑子里飞快转着出国前学习的“外事纪律”。

谈话中，她一再表达对中国的喜爱和思念。我们灵机一动，拿出随身带的风油精和一条杭州产的丝绸纱巾，送给她。

她立刻雀跃起来，说话又磕巴了——这次是因为高兴，我们猜。

住的时间长了，宾馆的服务员和厨师都对我们比较照顾。我们也赠送了一些杭州的纪念品以示感谢。一位厨师拿到风油精后，以为是香水，洗澡后全身涂了个遍，收获了一整晚的火辣辣。

一大早，这位厨师跑来“诉苦”，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从此之后，这位厨师得了个别致的外号：“风油精大厨”。

我的十多次出国，虽然去的都不是繁华都市，但真真切切记录了我们厂“走出去”的发展史

你们猜，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是老挝，一共去了6次。那里帮我们做饭的大嫂、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大哥，都和我成了朋友。回来后，我还会关注和老挝有关的新闻。

2021年12月，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老挝万象市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这个内陆国家迎来了快速发展。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老挝街头，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去中国留学的学子，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一个个落落大方。

哎呀，那里的面貌和我的记忆已经有了天差地别，真为他们高兴！

我最后一次援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那会儿，这也是我第二次去斯里兰卡。当地人用中国机器发的电，看着从中国进口的电视机，欣赏着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今儿个真高兴”。

我的十多次出国，虽然去的都不是繁华都市，但真真切切记录了我们厂“走出去”的发展历史。

每次在国外安装设备时发现问题，我都记下来，回国后向厂里汇报，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因为在国外的工作表现得到厂里的充分肯定，199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还报考了夜校，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从初中毕业跃升为大专学历。我还利用专长，发明并申报了冰箱断电保护装置和电器开关闪光装置等几项专利。

2012年，我在退休前获得了技术工人的最高职称：高级技师。我的职业生涯圆满了，我知足了。

这些年，杭州的城市建设步子越来越大，我们厂也搬家了。主厂区从萧山城区搬到了临浦镇，厂区规模和技术水平都上了新台阶，从以前生产5万千瓦以下机组，跃升到最高12万千瓦机组，年产值从过去的1个亿，发展到现在的3亿多元。

想到这些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这些老工人就兴奋，就为我们厂踏上新征程感到由衷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