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星期后，小杨被爸爸送回了老家，跟留守的奶奶生活，还入读了当地的初中。可没读几个月，老杨又接到了儿子的求救电话，听得他心软了，“他说老家中学里没人读书，拉帮结伙的，还是打架、打游戏那一套。他跟着我在外头那么多年，老家没朋友，天天给人欺负、给人打，实在受不住了，求我把他接回来。”

自此老杨死了心。他把儿子接回杭州，让他好好在家呆着，每天扫扫地、做做饭，熬几年，就能出去打工了。为怕儿子再走歪路，他一分钱也不敢给他。

后来，小杨背着爸爸在大街上闲逛，遇到了流浪的小王。“我一看他就是个小偷。”小杨收住方才悄悄流的眼泪，跟沈建平说，“鬼头鬼脑，穿得破破烂烂，但抽中华。”小杨上去问小王，能不能带他一起混，小王点了点头。

民警们此时的视线，又都集中到了小王身上。老杨虽然对儿子喊打喊骂，关心却出于赤诚，而小王的爸爸，连现身都不愿意。大家跟杨家父子谈话时，小王一直抱膝独坐在角落，脸埋在臂弯里。

沈警官走过去，问小王到底怎么回事，他猛抬头，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说了一句：“叔叔，我不要见我爸，我就想回老家。”

小王的家事，比之小杨，实在难说谁更令人感叹唏嘘。

他一家8口人，全靠妈妈一人打零工供养。在小王印象里，虽然爸爸身体健康，但从不出去工作，而且在家有着绝对的权威，全家人都挨过爸爸的打。

这几年，他跟着爸爸妈妈来到杭州，作为唯一一个跟在爸爸身边的孩子，更是吃了最多的打骂。直到前两个月，有一天爸爸发火，吼他“滚出去”，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了，身上带着几十块零花钱，逃离了这个家。

之后他天天睡公园，并利用自己从小在大山里爬上爬下练出来的身手，干起了入室盗窃。

小王的愿望，是回老家跟留守的奶奶、姐姐、妹妹们一起生活。民警们上门找到了小王的爸爸。小王的爸爸答应把儿子送回老家，希望他能在一个更温暖的家庭环境里走回正路。

前天傍晚，沈建平不放心小杨，又跟同事们去了杨家父子的租房。小杨正坐在门口淘米，他告诉民警，爸爸跟民警们谈过之后，这两天脾气好了很多，没再给他吃过巴掌。

跟父子俩坐下来协商了一番后，沈建平主笔，由父子俩口述，给这对父子写下了一份“父子协定”——

现有父亲×××、儿子×××，为将来美好生活约定如下：一，父亲不得随意体罚儿子；二，父亲每周给儿子50元零用钱，儿子要合理规划使用，明确告知父亲用途；三，当周50元零花钱没用完的，视情增加下周的零花钱，由父子协商而定；四，儿子保证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7点在家，未经父亲允许不得外出，晚上7点到9点可出门打篮球；五，儿子有早上睡懒觉的权利，父亲不得随意干涉……

除了父子两人，作为见证的沈建平警官也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