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清（左），农民，江山市凤林镇达坝游村人。1942年8月，当时年仅5岁的周文清，因感染上日军投放的毒而烂腿。　　申子娥（右），农民，金华人。1942年7月，日军飞机播撒细菌后，她的腿就起了疹子、变黑、腐烂。从此，再也没有好过。

细菌战受害者程樟育，22岁染鼠疫后烂腿，56岁截肢。

细菌战、石井四郎和731部队

细菌战也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使用了细菌武器。

1925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使用它。

二战期间的日本便是其中之一，而始作俑者是一个叫石井四郎的人。1892年6月25日，石井四郎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加茂的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根据李晓方编著的《泣血控诉》，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撰文称：1928年至1930年，日本法西斯就在着手细菌武器的研制了。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派后来成为日军731细菌部队司令的石井四郎专门赴欧洲考察细菌武器。

1932年，东京的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了防疫研究室，开始了以石井四郎为中心的细菌战研究。

同年，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背阴河地区建立了细菌实验部队，也叫“东乡部队”，开始是一支非正式部队，所有军医都用假名字。

1936年，“东乡部队”成为日本天皇认可的正式部队。总部设立在哈尔滨的平房区。1940年，这支部队改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主要从事用于人的细菌武器的研制。

1938年，他们还分别在北京、南京、广州设立1855、1644、8604细菌部队。

这些部队共有60个以上支队和派出机构，总人员在一万名左右。根据2002年日本厚生省公布的资料，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731部队的编制人员还在3000人以上。

日军各细菌部队，还使用活人作细菌武器试验。

除细菌战部队，在华各日军医院，各部队防疫给水部，甚至常规部队、普通医院，医学协会组织等也有参与细菌战研究，包括人体试验、活体解剖、细菌培养和撒播等。

石井四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在日本国内不能做的事，在中国哈尔滨可以做。

哈尔滨秘密基地设立了特设牢房7号、8号楼，这两幢楼由特别班管理。

在东北参与细菌战研制的原日本731部队士兵筱冢良雄，多次为731受害者作证。当时，他还是个少年兵。

1939年春，15岁的筱冢良雄和另外28名少年兵辗转抵达哈尔滨。

1942年10月前后，筱冢良雄接到命令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第一次实验是对5名中国俘虏进行验血，其中4人被注射了4种鼠疫预防液。

一周后，又对他们进行同样的注射。1个月后，给全体人员注射鼠疫菌液进行观察。结果，5名俘虏全部感染鼠疫，3天后3人死亡。

另外两人作为鼠疫重症患者，被转送到诊疗部作活体解剖实验。

这一次活体解剖他不在场。但不久后，他开始担任活体解剖助手。此后，他执行过三四次这样的任务。

他说他第一次解剖的这个男人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

“我看到那个男人瞪着我，我只好把眼光转向别的地方。他的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员把他赤裸的身体放在架子上，然后送到我们解剖室。他被放在解剖台上，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体。我用橡皮水管清洗他的身体，再用板刷刷他的身体。我的手脚都哆嗦起来……这样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对5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

日军不但在浙江实施细菌战，还为验证其细菌战的效果，在义乌崇山村进行残酷的活体解剖实验。

据浙江省档案馆档案记载：1942年秋，日军为配合浙赣战役作战，在浙江中部的义乌投下大量沾染鼠疫菌的毒物。当时，义乌崇山村方圆10公里地区大面积暴发流行性鼠疫。

为检验细菌战效果，由侵华日军731部队本部与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组成的联合特遣队，竟然在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活体解剖实验。

2013年，《中国档案报》记者对崇山村受害幸存者进行了专访。

村民王晋华（78岁）说：我的表嫂才18岁，被日本人骗到林山寺，以治病为名，将她活活地挖出心肺。村里还有两个妇女，她们分别被日军砍掉了手和脚拿去做实验。

王兴国（60岁）：小时候，听村里长辈说，鼠疫开始后，日本人嘴上说是来给村民预防接种的，其实，他们把感染鼠疫的人集中到主山殿进行活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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