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恶化最终只会两败俱伤

    昨天晚上8点多，浙江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苏立众，刚刚做完最后两个门诊手术，谈及医患关系，一开口眼圈就红了。

    “半个月前，我还和王医生一起到长沙去开耳鼻喉科的学术年会，没想到现在却是这个结果。”苏主任说，温岭事件引起医疗界极大震动，在耳鼻喉界震动更大。

    “上周的双休日，在丽水召开的耳鼻喉科会议上，我们不少医生提议，以后坚决不做鼻纵膈的手术。”苏主任说，这当然是部分医生的气话，但却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医患之间的关系再不好好处理，终究会有一天，没有医生会给患者做手术。

    两年前，苏医生曾经做了一个令业内震动的手术，这个手术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徐医生被砍事件后不久，做的项目一模一样。

    患者是杭州本地一名正当壮年的男性，之前到上海、杭州六家医院问诊，都因为北京事件被医生们拒绝进行手术。患者辗转找到苏医生，苏医生很想帮他，但也担心纠纷，无奈之下和患者家属签订术后风险公证书后，终于动了手术。

    这个事件本报于2011年11月4日第四版做了详细报道，引起医疗界的广泛讨论。

    “这名患者现在很好，今年过年还给我家打来电话，说身体恢复得很好。如果当年我也不给他手术的话，他很有可能因为吞咽问题，发生营养不良，甚至是反复肺部感染，最终失去生命。”苏医生说，这名患者之所以会有这么波折的求医经历，就是因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现象

    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同时还得治心

    朱长江是杭州市七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在他的工作岗位中，碰上吵闹的患者或家属是常有的事情。作为医生，他很明白问题所在，因为每天要接诊很多患者，时间上不允许跟患者有太多的沟通，从而无法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像朋友一样的医患关系。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竞争压力极大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建立良好的心理支持系统，缓解压力的手段又相对较少，此时若是再遇上点疾病，这些人就很容易把积聚在内心的火气撒在医生身上。因为当一个人遇上各种不顺且又很无助时，认知上会发生偏差。

    “我始终觉得，临床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不应该只关注疾病本身，同时也应该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生活方式和情绪的调整来帮助疾病的治疗，可以减少很多医患矛盾的发生。”朱主任说。

    杭州市一医院党委书记黄进宇认为，医学是一门还在不断被探索和解密的科学，目前只有少部分疾病可以治愈，大部分可以延缓发展、减少病痛，而还有一部分是医生们竭尽全力也无能为力的。如果患者不相信医生，很多有风险的医疗活动都没办法进行，最后损失的还是患者。

    黄进宇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患者在专业上相信医生，医生则应该对患者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

    杭州市医调会：九成以上纠纷成功协调

    医患双方，一旦发生矛盾，又有何解决良策？

    2010年6月1日，杭州市医调会正式成立，成为医患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按照规定，患者索赔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可以向医调会申请调解。

    如今，杭州市医调会已经成立有三年多时间，据其负责人介绍，他们平均每个工作日处理1起医疗纠纷，到目前为止已成功调解了600多起，调解成功率在90%以上。

    “可能因为我们是第三方，跟患者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充当的又是和事佬的角色，大部分家属和患者在面对我们的时候情绪还算稳定。但偶尔也会碰到一进门就拍桌子大吵大闹的人。”该负责人说。

    一般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患者和家属先倒杯水，请他们坐下来以后慢慢谈。千万别小看倒水这件小事，实际上真的能暂时浇灭对方心中的那把怒火，安静下来听你心平气和地讲，这样事情就会好处理很多。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记者也曾多次与医调会的工作人员打交道，记得有一位姓沈的工作人员说，他调解过一起纠纷，一位患不孕症女性到某省级医院做了通输卵管手术，不料不久后双侧输卵管都发起炎症。为了保险起见，医生建议将输卵管切除，而她的丈夫大字不识一个，就把医生写的话照抄一遍然后签字就做了手术。后来朋友说女人切了输卵管后永远不能生孩子，夫妻俩才恍然大悟，赶到医院讨说法。

    “从程序上看，医生在术前已征得患者家属同意，没什么问题。但要是之前就把手术的风险和后果都讲清楚，病人和家属就不会去闹。”这位姓沈的工作人员说，在他们处理的医疗纠纷中，绝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医患沟通不够上。

    临床医生每天都要接诊很多的病人，难免会有心烦或疏忽的时候，但病人是到医生这里寻求解决办法的，他们希望医生可以多了解他们，并详细耐心地把病情告知他们，这样双方的矛盾纠纷也能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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