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8日，杭州越剧院赴温岭山下金村演出，一演五天。我跟着下乡，也对“戏曲进乡村”有了新的理解。

十部经典大戏——《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荆钗记》《五女拜寿》《一缕麻》……所有剧目全部由村民自选，每天18万元戏金，全部由村民自筹。

这组数字让我沉思良久。

90万元的戏金，对于一个小村庄而言绝非小数，但村民们自愿筹集，无一家拒绝。

演出首日，不足3000人的村子涌进近10万人次。有福建戏迷专程包了大巴，载着20多人赶来。戏台搭在村里的羽毛球场上，4000个座位场场坐满。场外摆出271个美食摊位，麦鼓头、泡虾、青草糊……仅市集一项，单日便带动超百万元消费。

越剧在浙江乡间的生命力，远比我们在城市里感受到的要旺盛——不仅体现在观众的数量和消费额上，更体现在村民主动“点戏”、主动筹款、自主搭台的组织能力上。

有一种论调，认为农村观众“看不懂”，越剧下乡不过是“凑个热闹”。我在山下金村待了一天，这种看法被彻底击碎了。

《红楼梦》宝玉哭灵的那一场戏，观众的情绪完全跟着剧情走。一位大伯眼眶通红，手掌也拍得通红。散场后他不肯离去，坐在原位安静地拆开一包点心，慢慢吃着，等待下一场戏开锣。

这种“看懂”，不是学术层面的分析，而是情感层面的共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哭，什么时候要鼓掌，什么时候该屏住呼吸。

学生时代，我曾读到梅兰芳的故事：他到工厂、煤矿、抗美援朝战场演出，每一次都毕恭毕敬、全力以赴，把基层演出当作对自己艺术的检阅。

此时看来，这份梨园传统，被杭州越剧院的演员们传承了。

三位“梁山伯”同台——陈雪萍是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项李亚获得了越美中华金艺奖，金玉皎则获越美中华佳艺奖。杭州越剧院负责人说了一句话：“无论是国家大剧院还是村里戏台，演员都全力以赴。”

在后台边直播边吃饭的演员，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的戏迷，坐在简陋长椅上、身着黑色天鹅绒西装的观众——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意境：越剧的浙江气质，就在人间烟火之间。

越剧诞生120年，从嵊州的田埂唱到上海的剧场，再唱回浙江的乡间。它的生命力，在台下那4000个坐得满满当当的座位上，在村民自筹的每一分戏金里，在演员汗湿的后背与观众红了的眼眶里。

作为一个拿相机的人，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一切老老实实地收进镜头。

拍摄时，我大部分时间是蹲着、半跪着，甚至趴在侧幕条边。后台空间杂乱，膝盖硌在地上，一蹲就是半小时。恰恰是这个姿势，让我和舞台上的人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平视”——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像一个躲在幕布后面的工作人员。他们紧张，我的镜头也跟着紧张；他们松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一口气。

真正的好瞬间，往往出现在你放弃争抢、开始等待的时候。我进入后台时，演员已经在化妆，最好的角度堆满了杂物。我没有挤上去，而是退到角落里等待——等她们忙完一阵、松一口气，镜子里映出另一张脸的瞬间。

《山下金村的越剧五日》这组照片后来被评上了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我想，这是我的代表作，也是山下金村3000村民和杭州越剧院的代表作——从泥土中生长出来，又落回到泥土中去。

摄影 丁以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