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港 图片由作者提供

西湖的春天桃红柳绿，农历二月十五花朝节前后，除了踏青赏花外，从前，有两项杭州特有的传统文化习俗也拉开了序幕，一个是“天竺上香”，一个是“龙井问茶”。

每年此时，沿着两条涧水溯流而上， 道上人流如织，“上香”与“问茶”的目的地，正是这两涧的源头，其分别为金沙涧与龙泓涧。

1986年引入钱塘江水的引水工程建成前，西湖自古以溪涧流水以及天然降水、地下泉水为主要水源，包括由西、南群山注入西湖的金沙涧、龙泓涧、赤山溪和长桥溪等。

其中分别从灵隐和龙井流入西湖的金沙涧和龙泓涧，是西湖最大的天然水源，而这两条涧水的上游，也恰恰是杭州佛教文化与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西湖的桃红柳绿是天赋文化内涵的。

两涧春淙一灵鹫

金沙涧始于灵隐合涧桥下，由围绕飞来峰的北涧、南涧汇合而成。此处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记载，为“二涧流水号钱源”，“钱源”即古钱唐县的生命之源。

按南朝宋人刘道真《钱唐记》所说，杭州的前身，即秦代的钱唐县县治就设于灵隐山下，只不过当时还没“灵隐”，也没“西湖”，只有《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武林山即后来的灵隐山，当西湖还是一个海湾时，武林水就是从武林山中流出，注入这个海湾之众多溪流的总称，原始的金沙涧便隐于其中。

等海水退去，今杭州城区逐渐陆化，西湖也已形成后，钱唐县治从山中东移，有种说法东晋时曾移至北山之东现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个位置，与金沙涧的走向也几乎一致，说明此水不仅为西湖之源，也是顺着杭州先民的足迹流淌着的。

据冷晓《杭州佛教史》，东晋咸和元年（326），天竺僧慧理在金沙涧起点，即环飞来峰南北两涧交汇处创建灵鹫寺（今已不存），两年后在北涧之北建灵隐寺，再两年后在南涧之北建翻经院（即下天竺寺）。三寺与涧水的交错，正如苏东坡的诗中所说：“灵隐寺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鹫；不知水从何处来，跳波赴壑如奔雷。”

《灵隐寺志·开山卷》也载：“慧理连建五刹，灵鹫、灵山、灵峰等，或废或更，而灵隐独存，历代以来，永为禅窟。”自此，金沙涧上源之一北涧的“山水佛国”开始形成。

西湖泛舟入灵隐

北涧源出西源峰，沿途汇各坞涧水至飞来峰与灵隐寺之间，因其下有冷泉泉眼，所以这一段又称冷泉溪，南宋绍兴年间在其下游建有石闸，也叫石门涧，而后汇入金沙涧一路向东绵延十二里注入西湖金沙港。

直至宋元时期，金沙涧还颇为宽广，能通舟楫，人们从金沙港登船溯流而上，过金沙涧上第一座桥“行春桥”，桥东有“九里松亭”和跨路的“一字门”，门上有南宋书法家吴说的“九里松”三字。据《西湖游览志》载，这三字当初宋高宗赵构想改由他书写，但写了几十幅都不满意，感叹其无法替代，便用金饰装点了旧字。

过了“一字门”，就进入了灵隐寺的前导，即唐代杭州刺史袁仁敬栽种的“九里松”，在松林尽头的合涧桥舍舟上岸，便到了山中“仙灵之隐”的灵隐寺山门。因此，这条涧水是“人间”与“佛国”的一条通道，似物质世界进入精神世界的“桃花源”之路。

北宋林逋、南宋葛天民均有关于“西湖泛舟入灵隐”的诗，元末杨维桢也有同名诗描述这一路风景：“九里松关一径深，修廊千尺昼沉沉。佛安玛瑙沉香座，僧住旃（zhān）檀紫竹林。南北高峰天外笔，东西流水屋头琴。冷泉亭畔闲盘礴，洗尽平生名利心。”

其实不光佛家，道家也对灵隐这片山水极为欣赏。据传与慧理同时代的道家祖师级人物葛洪，也曾在下天竺莲花峰修炼过，还为灵隐寺题写了“绝胜觉场”匾额。

葛洪过后几十年，中国山水诗开创者谢灵运，早年曾寄养于灵隐飞来峰道家名师杜子恭处，旧有香林洞日月岩下的梦谢亭，及莲花峰旁的翻经台等古迹与其相关。

冷泉山水亭为甲

佛道两家均看中的飞来峰与冷泉溪之山水组合，可以说是杭州历史上最早被开发的“桃花源”，而唐代杭州刺史元藇建于冷泉溪上的冷泉亭，则是此处之精华。白居易在《冷泉亭记》中说：“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

唐代的冷泉亭位于灵隐寺与飞来峰之间这段冷泉溪的水中央，亭南可看山，北可观寺，东西可赏水，既有静景，又有动景，既有自然景，又有人造景，仰视、平视、俯视俱佳。

据白居易描述，冷泉亭“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可濯足于林下；卧而狎之，可垂钓于枕上”。当时此处还另有四亭错落于山水间，分别为虚白亭、候仙亭、观风亭与见山亭，“五亭相望，如指之列，佳境殚矣”。

在白居易眼里，没有比这更好的景色了。据记载，古冷泉亭上“冷泉”二字便是白居易所题，而“亭”字为苏东坡后续，可惜这块集两大文豪遗墨的亭额未能留存下来。

北宋政和初年，在杭州郡守张阁的提议下，灵隐寺僧拓宽了寺前冷泉溪的河床，形成了一个大的冷泉池，并在其下筑石闸，以便蓄水排洪。据宋僧如壁《新广冷泉亭记》记载，当时开闸放水时，有“雷奔电激，飞雪噀（xùn）雾”之势，自此灵隐又增一“人工飞瀑”之景。陆游、范成大、楼钥等都曾为“冷泉放闸”写过诗，南宋赵与筹还在冷泉闸旁建了“壑雷亭”。

灵隐山水甚至还成为皇家园林的模仿对象。据咸淳《临安志》，宋高宗退位后所居的德寿宫，“凿太池宫内，引（西湖）水注之，叠石为山象飞来峰，有堂名冷泉”“规模绝似灵隐前，面势恍疑天竺后”“恍若徜徉乎灵隐天竺之间”，高宗、孝宗父子均以此为乐。

明代冷泉闸被山洪冲毁，万历年间重建冷泉亭于灵隐寺外的堤岸上。此后冷泉溪水面逐渐变窄，水量也渐小，往日“泛舟入灵隐”之景象亦难重现了。

东南佛国第一山

据《杭州佛教史》，慧理开山灵隐寺，比唐三藏“西天取经”还要早三百多年，不过当时虽号称“连建五刹”，却均为山水间简陋小寺，直到南北朝梁武帝赐田扩建，灵隐寺才稍具规模。至唐代中期，经历代贤能住持僧人的打造，灵隐寺已颇具宏伟之势。尤其高僧道峰在弘扬《华严经》时，信徒甚众，使灵隐寺的影响力大增。

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弘俶请延寿禅师住持灵隐寺，大力扩建殿宇、僧舍，并更名为“灵隐新寺”。北宋天圣、庆历年间，宋仁宗不仅将位于杭州、秀州（嘉兴）两地一万三千余亩良田，赐予灵隐寺作为庙产，还赐号住持灵隐寺的云门宗名僧契嵩为“明教大师”，自此，灵隐寺声名远播，海内外佛徒信众争相来此求法。

南宋嘉定年间，灵隐寺僧侣云集，多时达一千七百余人，高僧开坛讲经，四方信众、名流蜂拥，达到巅峰状态。此后元明期间，灵隐寺兴废无常，直至清顺治年间，具德和尚历时十八年苦心经营，终于复兴灵隐寺，使之再次成为“东南第一山”。除名气最大的灵隐寺外，北涧区域另有灵顺、永福、韬光三座古寺。

与灵隐寺隔涧相望的飞来峰，当初慧理借助其“灵鹫飞来”之名就地开山，是此处“山水佛国”缘起之基。除“怪石奇洞”之自然奇观外，其沿涧山体的三百三十余尊佛教摩崖造像，使之成为真正的“佛山”。这些从五代至宋、元、明，历时六七百年的石刻造像，以其风格各异的时代特征，凝聚着一千多年来人们对“山水佛国”的敬仰与审美。

流转南涧三天竺

飞来峰东侧的下天竺寺，即当年慧理所建的翻经院，位于南涧的末端，曾与灵隐寺共用一座山门，白居易称：“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作一寺分”，因此它也是南涧流域最早的寺院。

沿南涧溯流而上，离下天竺寺约一里路便是稽留峰下的中天竺寺，此寺由中印度高僧宝掌禅师建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宝掌与慧理是仅有的两位在灵竺山水间开山建寺的天竺（古印度）僧人。号称“千岁和尚”的宝掌禅师还在中天竺寺西南的中印峰下，创建了规模较小、隐于竹林深处的中印寺。

从中印寺向南，翻过小山坡就是位于南涧上游的上天竺寺。上天竺寺在南涧“天竺三寺”中开建最晚，影响力却最大，甚至一度还超过北涧群寺中的“老大”灵隐寺。

后晋天福四年（939），僧人道诩在上天竺白云峰下结庐修行，他见山涧中有奇木发光，便请匠人将此木雕成一尊观音大士像供于庵中。十多年后，洛阳僧人从勋带来一枚古佛舍利，安置于木观音像头顶，从此观音“妙相咸备，昼放白光”。

当时吴越国王钱弘俶正梦见有位白衣神人请其修建住所，闻听此事，便在上天竺开路筑基，将道诩的小庵扩建为“观音看经院”，即上天竺寺的前身。

北宋年间，杭州有多次旱涝灾害，地方官向上天竺观音祷雨或祈晴，均见效，于是上天竺以观音灵验相传，名声大噪，“凡郡中旱涝，必请入城”，朝廷也为其正式赐额为“灵感观音院”。

天竺观音常下山

苏东坡两度守杭期间，也曾遭遇“淫雨弥月，秋成半空”之灾，他亲赴上天竺向观音祈祷天晴，并首创了《杭州祷观音祈晴文》和《谢观音晴文》，文中有自责和忧民：“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念斯民无辜而可悯”，并感谢其能“拯农工于沟壑，宽吏责于简书，某等共衔不报之恩”。

苏东坡的“祈晴”和“谢晴”文，后来成了南宋历代帝王向上天竺观音祈祷显灵消灾之《赞文》的模板。不过，灵感观音也有“不灵”的时候。对此，苏东坡还写过《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诗：“蚕欲老兮麦欲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对坐高堂的“白衣仙人”看着农家受灾而无动于衷，有些怨尤。

其实，上天竺观音的“高堂”坐得并不稳，是要常常“下山”的。因为每有灾情，杭州地方官便敲锣打鼓将上天竺观音像抬至城中寺院敬香供奉，虔敬祝祷。其“落脚点”一般均在吴山的海会寺，据说海会寺就是上天竺“灵感观音”的“娘家”。

史料中没有具体记载那时上天竺观音“下山进城”走的是陆路还是水路，很有可能是便捷而平稳的水路，即沿南涧、金沙涧顺流而下，至金沙港入里湖，再过苏堤入外湖，横穿外湖至清波门上岸后到达吴山。其中，金沙涧就是观音大士“回娘家办公”的一条重要通道，这条全长十多里的涧流，沿途也曾寺院林立。

南宋时，金沙涧流域由西往东有集庆寺、黑观音堂、圆觉天台教寺、普福寺、神霄雷院（道教）、灵峰寺、玉泉寺以及金沙滩边隶属灵隐寺的宝胜庵、放生所等，可谓“一涧穿十寺”。

金沙涧流入西湖的入水口名金沙港，旁边浅坡为金沙滩，因水底之沙为金黄色而名。此处南宋绍兴年间建有麯（qū）院，取清甘如饴的金沙涧水造麯，以酿官酒。此地还多荷花，旧称“麯院荷风”，为最初的西湖十景之一，后被康熙改为“曲院风荷”。

朝山进香上天竺

南宋上天竺寺因观音“神迹”，被历代帝王所推崇。乾道年间，宋孝宗赐上天竺住持若纳“白玉堂印”，命其管辖禅、教、律三宗和江南佛教事务，还赐金建十六观堂，并诏改上天竺“灵感观音院”为“广大灵感观音教寺”。

嘉定年间，上天竺寺被品第为“教院五山”之首，成为南涧三寺中最具影响力的寺院。下天竺寺紧随其后，被评为“教院第二山”，中天竺寺则为“禅院十刹”之首。自此，加上以“禅院第二山”灵隐寺为首的北涧佛寺群，飞来峰南北两涧的“灵竺佛国”进入了鼎盛期。

上天竺寺迅速崛起，取代最古老的下天竺寺，成为南涧的核心寺院后，宋元时期与灵隐寺共用的山门，到了明代初期便“划疆分道”了。下、中、上天竺的山门，分别相继跨设于各寺门桥外的沿涧道路上，使天竺三寺连为一体，为即将兴起的“天竺香市”提供了导向。

自上天竺寺观音信仰兴起，飞来峰南涧就成为江南观音崇拜的中心，不仅是上天竺，下天竺甚至作为禅寺的中天竺也不例外。上至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纷纷来此“小西天”寻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佑护和赐福。

到了明代，“观大士道场，水则南海，而山则上天竺”，上天竺成了与普陀山并列的最重要的观音道场，从而兴起了旺盛许久的“天竺香市”。

每年二月十五花朝节后四天，即二月十九日相传为观音诞辰日，此时天竺道上香客蜂拥，据《武林旧事》《仁和县志》记载：“方春时，乡民扶老携幼，焚香顶礼大士，以祝丰年，香车宝马，络绎于道，更有自远方负担而来者，名曰香客。凡自普陀回向，未有不至此者”，“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诞辰，三吴浙东士民，齐至艺香，舟车络绎，昼夜不绝。”

从花朝节至端午节，人们踏春赏花、进香礼佛的“天竺香市”持续时间近四个月，大大带动了杭州的市场经济，《天竺山志》称“穷民赖以为生者不可胜数”。饭店、旅社、土产店以及香烛、日用品等店家、摊贩均加倍获利，甚至连乞丐也进账颇丰。

清康乾二帝也对上天竺观音信奉有加，康熙五次南巡，五到上天竺寺，并赐御书、御匾等。乾隆六次南巡，十到上天竺寺，为其题诗曰：“灵感无不应，香市倾城走”，还将上、中、下天竺三寺分别定名为法喜寺、法净寺和法镜寺。

自此，三天竺朝山进香逐渐成为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多种元素在内的西湖春游传统盛事。清雍正年间，“天竺香市”还被评定为西湖增修十八景之一。

城言城语

春游去

寒 白

花朝节后，暖风拂过溪涧，杭州最古老的春日习俗便如约而至——天竺上香。

串联起灵隐与三天竺的金沙涧，是西湖最古的水源，自灵隐合涧桥而下，北涧汇冷泉，南涧连天竺，一溪流水满载杭州史。秦代钱唐之源、东晋慧理开山、唐宋文人踏歌，宋元时舟楫可通，人们从西湖泛舟入灵隐，过行春桥，穿九里松，直至合涧桥舍舟上岸。

这是春日里美好的小事。

“天竺香市”从花朝节持续至端午节，沿途香客云集、市井兴旺，堪称古代杭州的“春季消费引擎”。金沙涧是在曲院风荷附近注入西湖的，南宋时在此处取涧水以酿官酒，便有了“麯院荷风”的旧称。一涧春淙，把杭州酿出了万种风情。

如今虽不复泛舟入灵隐的景致，但每到春风起，人们依旧沿涧踏青、焚香祈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千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