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纹石磬

如果以中国1万年文化史计算，到商周结束，已经过去了8000年；如果以中国5000年文明史计算，到商周结束，已经过去了3000年；而从秦朝统一中国到今天，不过2200年。

从我们熟知的商周青铜礼乐时代，上溯陌生的更上古时代——那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神秘符号、雕琢于玉石中的神人图腾、回荡在原始乐鼓中的古老节拍——这段旅程甚至跨越了百万年的时光长河。在这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里，华夏先民们为我们留下了无比巨大的艺术财富。

艺术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史前的艺术如何开展的？不同的文物表现了艺术的特征，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山海经》里真的隐藏着中国上古的秘密吗？

《有灵：中国史前艺术》和《永恒：商周时代的艺术》的作者谢崇安教授正在回答。

谢崇安教授，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两本书的写作中，他同时应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和美学等学科角度的论证手法。

考古学是这两本书论证最坚实的基石，书中使用的近400张高清图片，并非简单配图，而是核心论据。从百色手斧的工艺分析、仰韶文化房屋的复原，到商周青铜器上纹饰对比、宫殿建筑艺术的发展考证，均经过严谨的考古学审视。

历史学则是将这些零散的考古发现置于宏大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艺术史是历史长河中奔腾不息的一朵浪花，它能印照出那些消亡了的时代和社会结构，也能反射出我们骨髓里的精神遗产模式。《有灵》和《永恒》探讨了艺术如何反映社会结构的巨变（如从氏族社会到王国时代）、礼制如何形成（如礼玉制度的演变）、王朝兴衰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如商之狞厉到周之典雅）等。让艺术史成为文明史生动而具体的注脚。

这种多学科交叉、融会贯通的论证方法，使得两书的结论不仅建立在丰富的实物证据上，更拥有深刻的穿透力，避免了单一视角的局限，为理解中国上古艺术提供了更加立体的认知框架。

比如：书中提到《周礼·考工记》中规定的艺术程式，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也十分富于象征和寓意，虽然里面提到的某些程式不能同考古发现完全对应，但其中不少内容的确不是一种向壁虚造。紧接着，作者连举三例：“我们曾在青铜礼乐器中见到一件周代虎钮錞于，这是军阵中使用的打击乐器（鸣金），它以虎钮做装饰，显然是出于借虎威以壮军容之意。商代的虎纹石磐是一件著名的装饰工艺品，其用‘裸者’做编磬的装饰主题，也为《周礼》所本。随县（今随州）战国曾侯巨型编钟，除其钟架用铜人之形外，横木梁架的铜构件，皆以细密华丽的蟠虺纹做装饰，这也印证了‘麟者’以为钟架的《周礼》。”

这三个例子可以说明很多艺术品是以《周礼》为本的。细心的读者发现了，原文中图注加了“前”字，说明这些图片在之前的论述中已经“出场”过了。

比如，曾侯乙墓的编钟就是“老演员”了。第一次出现是向读者描述了商周贵族标志地位和排场的标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可谓第一；第二次出现是为了说明商周至战国的青铜装饰工艺成就之斐然，失蜡法在编钟上炉火纯青的运用，使得商周时代任何的青铜艺术品，无论就其气势之雄浑宏大、做工之精良考究、场面之豪华，皆无可与之匹敌者；第三次出现就是上文对《考工记》的论述。

这样的网状叙述结构连点成面，将艺术品的不同面自然而然地在我们面前展开，让我们不自觉地跟随着作者的讲述去漫游。

商周艺术和史前艺术的最大共性，就是盛行抽象性概括极强的装饰图案。它们往往是融几何形和具象形的主题为一体，采用对称与呼应、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条理与反复等多种形式原理和法则去创造各种别开生面的图式。从陶器纹饰到青铜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从祭祀岩画到繁复浪漫的漆器图案，光靠文字描述难以想象这些美妙的艺术品是如何体现上古先民对世界的认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