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战火纷飞的西迁岁月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

1946年6月11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抵杭，筹备复校。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十二点十分（车误点廿分）到杭站，即有杨其泳偕车夫长生来，接至校中。晤季讷、邦华、鲁珍诸人，谈半小时。吃面一碗后，阅压积信件多种。三点偕馥初至工学院及文理院—走，鲁珍同往。见大礼堂、大办公室及单人宿舍与工学院之北大楼、图书馆、工院礼堂、化工、电机诸室大致修竣，但工院方面水电未装，且仁斋已毁而信斋未修好，因白蚁已将房屋蛀坏也。西一、西二均住家眷，养鸡、洗衣，杂乱不堪。子弹库尚未悉数移出，而本校空地荆棘满地，不像一大学也。

走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不仅浙江大学面临“重谱青春之歌”的困境，国立杭州艺专、之江大学等在杭高校都走过一番曲折之路。

从西迁到返杭，当时当日，在杭高校曾面临怎样的抉择？广大师生是如何克服困难？这是一段值得去回溯、去纪念的历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艰难西迁 弦歌不断

全面抗战前夕，中国有108所高等学校，主要集聚在北平、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有91所高校遭到日军轰炸和破坏。为了保存国家文脉，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华北和东南沿海高校西迁至大后方。

浙江大学西迁被誉为“文军长征”——从1937年到1940年，浙大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等省，行程2600公里，之后，浙大在贵州办学7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国立杭州艺专的西迁也颇为曲折。国立杭州艺专的前身是蔡元培等人筹建的国立艺术院。1937年11月底，杭州艺专师生开始西迁，经过长沙、贵阳、昆明，最后落脚四川璧山县。1938年1月，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成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战时期，国立艺专是国内教授美术的唯一专业院校，潘天寿、林风眠、丰子恺等中国艺坛名家大师均汇聚于此。

之江大学的西迁过程更加曲折，最初计划迁至安徽，之后迁到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控制，之江大学被迫迁往福建邵武、贵阳，最后迁至重庆。

战时杭州高校的西迁，时间长，路程远，过程艰辛，损失严重，有些师生甚至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另一方面，在外敌严重侵扰之下仍然弦歌不断，广大师生以苦为乐，艰苦奋斗，谱写了我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战后复员 高校回迁

抗战期间，浙大师生一直期盼能早日回到杭州。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8月11日凌晨，竺可桢立即着手安排接收杭州校区各项事宜。他一面嘱托龙泉分校主任路季讷就近安排负责接收校产的工作人员；一面将浙大近期在杭工作计划电告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相比西迁，浙江大学的复校顺利多了，且非常迅速：复校采取了一个非常灵活的办法，即当年一年级新生直接在杭州报到开学，龙泉分校先行回杭，贵州本部随后回迁。1945年11月8日，浙江大学在杭州举行新生开学典礼，竺可桢校长发表讲话，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参加并致辞：“从后方移回前方开学的大学，当以浙大为第一所，因此这次开学典礼意义更是重大。”到1946 年1月，龙泉分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全部在杭州复课。

与此同时，贵州校区积极准备复员杭州。根据教育部迁校会议的安排，以水路返校，浙江大学被排在第47位。考虑到这样太慢，浙江大学决定改变计划，将贵州校区所有人员集中在遵义，由遵义沿公路经贵阳到长沙，再转汉口，然后乘船沿长江西下。1946年5月，经过周密筹备，浙大师生员工踏上了回迁旅程。至1946年10月，浙大贵州校区全部完成了回迁。

抗战的胜利，让人们对战后国家建设抱有极大的热忱与期望，复员不仅仅是国家从战时状态恢复到平时状态，更重要的是开启战后重建的起点。

1946年，国立艺专整体迁设杭州，接收原国立杭州艺专校舍校产。1946年暑假，国立艺专师生300多人，从重庆磐溪分三路，北路经西安、南路经贵阳、中路沿长江，陆续返回杭州。1946年10月10日，国立艺专在西子湖畔正式复学上课。同年9月，之江大学在杭州校区也举行了复校典礼。

克服困难 重新出发

高校返回杭州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屋问题。据统计，浙江大学校舍毁损严重，损失面积占比超过一半。国立杭州艺专校园位于杭州西子湖畔孤山南麓，校舍包括罗苑、照胆台、三贤祠、苏白二公祠、朱文公祠、启贤祠、莲池庵、陆宣公祠等建筑，战争使校园“景物荒凉，校舍残破”。之江大学“地面被壕沟、狐狸洞和飞机炸弹所破坏。花园、操场和草坪杂草丛生……大部分家具和设备都不见了，包括马尔济先生收藏的价值很高的植物标本。最糟糕的是丢了一些书，这是远东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然而，有远大抱负的教育家从不放弃希望，用知识的力量鼓舞学生。竺可桢校长不仅身先士卒，带领浙大艰苦跋涉，也抓紧一切时间搞科研做学问。1947年8月30日，他以《科学与世界和平》为题，发表演讲：“有人说物理科学是基本科学，基本科学解决了，其余的科学可随之进步。这是不错，但是人生最值得研究的还是人。若人类本身不改进，还是贪多无厌地争权夺利，物质的条件无论如何优越，仍然不会有和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重读这段演讲，依然给人启示与思考。这一程在杭高校的复员之路，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永不褪色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