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宋仁宗赵祯在和近臣闲聊时说:“昨晚我睡不着肚子又饿了,好想吃烧羊。”近臣询问道:“陛下何不命御厨去做呢?”宋仁宗摇摇头答道:“如果我开了这个头,以后大家就会争先效仿,外面的人恐怕会把此作为制度去施行,我担心此后晚上宰杀牲畜的事就会成为惯例,这样造成的危害会十分大。” 这段君臣对话被记录在了《宋史·仁宗本纪》中,“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 赵祯不愧被称为“仁宗”,吃点羊肉也要想这么多,最后宁可自己饿肚子。 宋代的皇帝都喜欢吃羊肉。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宋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宋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 在宋代宫廷中,烤羊肉有烟熏、火烤、炭煨、石烹四大烧烤技巧,细分下去按照不同食材的搭配,又有二十多种烤制方法(据《梦粱录》《东京梦华录》)。这件事从侧面也透露了宋朝时御厨烤羊的技术很精湛,难怪连宋仁宗这位吃惯山珍海味的皇帝,也会半夜馋这一口。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官员到民间,羊肉成为了宋朝餐桌上的头等肉食。民间无论婚丧嫁娶,或是中秀才举人,还是烧香还愿,如果没有一只羊在案上放着,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著名的吃货苏东坡甚至吃羊肉吃到腻味(“十年京国厌肥羜”)。 既然从天子到百姓都这么爱吃羊,宋朝的养羊业也迅速膨胀起来,宋仁宗年间,昔日的产马重地陕西,每年就要牧羊16000多只。刑州、洺州等地都设立“牧羊监”。大片原先养马的草场,从此全改成养羊。 大宋的战马数量却也从此急剧萎缩。被羊“驱赶”失去牧场的马匹,就算存活下来,也是“急有征调,一不可用”。待到宋夏战争爆发,乃至后来金兵南下,北宋统治者不止一次惊奇地发现:大宋竟然没几匹马了。宋仁宗在位时就叹息“战马乏绝,何策可使足用”。 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基本形成了四大马场。北宋虽然丧失了四大马场。但其初期疆域还是包括陕西和甘肃部分地区以及山西大部。这些地方都是传统农、牧业混杂区,可以出产马匹。 当北宋西北买马通道被断绝的那年冬天,宋真宗对宰相吕蒙正表达了忧虑。“帝谓宰臣曰:‘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市于陕西,颇为烦扰。近年北面榷场贸易颇多,尚虑失于豢牧。’吕蒙正言:‘洛阳南境有广成川,地旷远而水草美,可为牧地。’”(《续资治通鉴长编》) 皇帝担心的居然是皇宫每年要吃几万只羊,得从陕西买,却还是不够吃这件事情,对于没地方买马这事儿是一点都不担心。宰相回答很贴心,洛阳南面有个地方水草丰美,可以用来养羊。然后这么少数几个可以养马的地方就这么被养了羊。 马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强大战斗力离不开战马,而北宋竟然有三分一的骑兵没有战马,这也导致北宋没法和当时的辽、金、夏抗衡,最终逃到杭州变成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南宋的皇帝并没有改变对羊肉的喜好。宋高宗爱羊馔,更青睐羊血粉羹,并喜欢用它作早膳。宋孝宗宴请大臣,打头阵的总是羊馔。宋宁宗过生日摆宴席时也忘不了羊肉,“侑食首以旋(用羊肉制成的酱),次暴脯,次羊肉,虽玉食亦然”。 当时的行在杭州酒楼林立,专门设有“丰豫门归家、省马院前莫家、后市街口施家、马婆巷双羊店”等肥羊酒店,还有一批兼营羊馔小店。南宋的《枫窗小牍》中说杭州最有名的是“薛家羊饭”和“羊肉李七儿”两家羊肉店。直到今天,杭州人还有爱吃羊肉的传统。 南宋从皇帝到百姓高高兴兴地吃着羊肉,而遥远的北方,蒙古大军正赶着望不到头羊群,从草原浩浩荡荡地出发,羊群就是游牧民族军事活动的粮食仓库。 那一晚宋仁宗咽了咽口水,他很想吃点羊肉。但想到半夜吃羊肉劳民伤财还是忍住了。宋仁宗有所不知,这一口美味的羊肉其实还关乎着宋朝的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