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杭州藏书家丁丙为护持运河两岸农田，主持疏浚湖墅塘河。某日，舟楫过半道红至牙湾（今霞湾巷）一带，忽见岸上田边一座祠庙，题额“苏家庙”。进内一看，主祀黄文节公（即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苏家庙祀奉黄庭坚，奇怪！

丁丙回家查阅藏书，见道光时杭人魏标《湖墅杂诗》有写苏家庙的纪事诗：“清湖三闸半塘红（今称半道红），开浚全资玉局功。怪底村氓忘俎豆，苏家庙独祀黄公。”意思说，清湖三闸便利农桑，全靠当年苏东坡治理西湖时的付出，只是本地村民怎地数典忘祖，苏家庙却供奉起了黄庭坚？魏标也不理解苏家庙为何独祀黄庭坚。再翻雍乾时候杭州名士厉鹗的《樊榭山房集》，丁丙看见一则轶事：乾隆十七年（1752）厉先生去世后初葬西溪，但坟茔不久就荒芜了，于是有人就将他的牌位寄放于湖墅黄文节公祠。原来苏家庙就是黄文节公祠，丁丙也听说了这祠堂是当地苏姓人所建，黄庭坚又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本来都是一家人，没啥好奇怪的。

可黄庭坚一生未到杭州，这祠庙又从何说起？不但丁丙，至今人们也无从所知。

确实，“宋四家”苏、黄、米、蔡，其中只有黄庭坚不曾到过杭州和两浙地区，他的文艺创作也殊少涉及浙江和杭州的物事，以至于前不久浙江美术馆“意造大观”特展在介绍“宋四家”与杭州的关系时，只提到了他的祖籍可追溯到唐代金华浦江。

然而讲书法，黄庭坚在杭州并非毫无“存在感”，相反，他的书法从南宋以至明清，一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杭州代代相传。

“隐居”在杭的“一个半”黄庭坚

黄庭坚书法与杭州的关系，这故事还得先从这次“意造大观”展陈的他的《题浯溪大唐中兴颂摩崖碑后》说起——

北宋崇宁三年（1104）三月六日，湘江南岸的浯溪（今湖南祁阳）风雨如晦。在唐代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的《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前，一根藜杖扶持着伫立于此的黄庭坚。见到这篇颜真卿晚年成熟书法的典型作品，平素“极喜颜鲁公书”的黄庭坚顿时被那力能扛鼎、力透纸背的壮阔气势和浑厚韵味震到了，感动、痴迷、心醉、倾倒，苍老的身影竟然在刻石前徘徊三日，不离不舍。他在给书友的一首诗中说：“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名崖颂中兴。”在这之前，他以为碑版大字莫过于镇江焦山的名刻《瘗鹤铭》，而今看见《大唐中兴颂》，这种横空出世的大唐气象，足以与“鹤”并驾齐驱。

浯溪所在的永州，唐宋时期是流放罪臣的“传统”目的地。黄庭坚此时被朝廷打入“元祐党籍”，远谪宜州（今广西河池宜州），故而永州只是经过，还不是他这次贬谪的终点。面对一代忠臣国士的字迹，他“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饱含热情为《大唐中兴颂》赋写长诗（宣和二年[1120]被人刻在颜字右侧）。这是黄庭坚逝世前一年的作品，通篇楷体大书，当是在颜体端楷面前的有意选择，却并非颜体的亦步亦趋，而是融通了具有他自己鲜明书风的行书笔意。

在永州，黄庭坚还到访了幽邃奇绝为永州之冠的淡山岩胜景，并留下了两首歌咏“永州淡岩天下稀”的诗歌。十二年后的徽宗政和六年（1116），淡山岩僧人智嵩将他这幅人书俱老的《题永州淡山岩诗》墨迹摹刻于岩壁上，由此而成为在此一百多处宋人题刻中名声最盛的摩崖石刻。

岁月又过六百八十年，清嘉庆元年（1796）秋天，江苏无锡学者、书画家钱泳来到杭州。说起来，钱泳还是吴越王钱镠的三十世孙，袁枚《随园诗话》记载了他的两首《游西湖》诗，其中有云：“跃马登山松四围，梵王宫殿郁崔巍。老僧迎客来幽径，少女焚香上翠微。鹫岭楼高沧海阔，冷泉水急湿云飞。何当端坐三生石，说破游人去路非？”可见他在祖籍故地的湖山之间旅痕处处。

西湖山水他尤喜灵隐飞来峰，上一年冬天还与“西泠八家”之一的钱塘黄易共游灵隐，并在飞来峰龙泓洞题名刻石。不到一年，他再游飞来峰。在龙泓洞一线天，他见这幽绝山岩嵌空如室，玲珑有致，忽然有悟，这不就是黄山谷《题永州淡山岩诗》所描写的景象吗？

钱泳书法以隶书见长，年轻时曾对黄庭坚书法下过功夫。他的金石学问又与众不同，属于兼善镌刻碑版的操刀手，常在石壁上自书自刻。于是他便摘取黄庭坚《题永州淡山岩诗》中的“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绿树仙家春”两句，以原拓书迹摹刻于一线天左近的一处岩壁上。虽然只有一联诗句，却刻写得惟妙惟肖，笔画瘦劲，骨力遒健，乍一看，这中宫内敛、长枪大戟的书风还真像是黄庭坚的亲笔。

飞来峰下这飞来之笔，将从未践履杭州的黄庭坚书法“请”来了杭州。钱泳在落款中明言是“摹黄山谷书”，黄庭坚的名字也由此留在了西湖山水间。所以人道是龙泓洞藏着“半个”黄庭坚。这“半个”黄庭坚的背后，满满的是对于山水胜迹和名贤风骨的景仰。黄庭坚当年致敬颜真卿，致敬永州名胜，后来的钱泳又致敬黄庭坚，致敬西湖名胜，这一脉的文化滋养，大好河山方得如此多娇！

写到这里，又意外获悉：杭州孔庙竟藏着“一个”黄庭坚！赶到劳动路孔庙，在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果见墙上嵌立一块落款为“山谷道人黄庭坚”的大字石碑，碑文为陶渊明《移居》两首诗中的第一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杭州孔庙1993年档案记录，此碑刻石人和年代不详，本是旧藏，1949年前就已“移居”孔庙了。

根据落款年代“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二月”，可知那时黄庭坚住在荆州，第二年就因“元祐党禁”被贬谪广西宜州。又据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在前往贬所路经祁阳（今属永州）时，黄庭坚曾以草书书写陶诗四首，其中就有《移居》这首诗，并刻于当地嘉会亭侧的石壁间。胡仔喜爱黄字，曾将此摩崖石刻墨拓而归。可见黄庭坚确实写过《移居》诗。只是杭州孔庙这块碑文由楷书写成，并非胡仔所说的草书陶诗，书写时间与胡仔记载也对不上号，故而这个较完整的黄庭坚法书还是有点身世不明。

但不管怎么说，见过此碑的书法家都认准这是黄字，都说这字真好！尤其当你面对这块高147.5厘米、宽62.5厘米、厚16厘米的大碑时，当年摹刻人对于黄庭坚及其书迹的崇敬和膜拜，仿佛眼前。

至于它的身世之谜，借用碑上的陶诗，我们大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两宋皇帝眼中的书法“标杆”

飞来峰龙泓洞北口，还有一处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扬庭等人游览灵隐时留下的摩崖题刻。《宋史》记载，北宋名臣、越州山阴（今绍兴）陈过庭原名“扬庭”，所以这处题名很可能就是陈过庭的手笔。可惜这处题刻上部已在元代造像时被破坏，残存的下部字迹为行书，中宫内敛，笔画瘦长，一望而知由黄庭坚书法而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字在北宋时即为人们所追捧。

黄庭坚的字和他老师苏轼一样，也极有个性。

苏老师喜欢找乐子，某天，瞅着黄庭坚说：“鲁直啊，你近来的字虽说很见长进，比较清劲，可有时候这笔画写得太瘦了，打个比方，就像是树梢上挂着的蛇，呵呵！”黄庭坚见老师拿自己打哈哈，也不客气，怼道：“老师您的字学生固然不敢妄议，但学生总觉着您这字扁扁矮矮的，怎么看怎么都像是石块压着的蛤蟆。”两人这么一顿互损后，哈哈大笑，还都称赏对方的批评切中了自己书法的要害。

后人归纳黄字行楷特点，“楷法妍媚，自成一家”是说字美，“以侧险为势，以横逸为功”是说笔画结构的亮点。而他自己说，当年贬谪去涪州（今重庆涪陵），舟行长江途经僰道（僰音bó，僰道在今四川宜宾境内）时，观察船工荡桨击棹的娴熟身手，有所开悟而书艺长进。故而他的一撇一捺，往往有一种船桨长出、驾驭大河的气势。

尽管如此，黄庭坚却不愿人们学他的书法。他在写给友人的信《致景道十七使君》中说：“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余书不足学，学者辄笔愞（音nuò，古同“懦”）无劲气。今乃舍子瞻而学余，未为能择术也。”拜托诸位，习字最好取法乎上，向天下第一的苏老师看齐，我这以力取胜的字没有“苏体”的韵致。

可偏偏有人就是看好他的字，譬如宋徽宗赵佶。这位文艺皇帝的“瘦金体”独树一帜，傲视书坛，但他对黄庭坚的字赞赏不已，也曾有过临摹。南宋状元张孝祥讲到徽宗曾评价黄庭坚字：“如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斜高下，无不如意。”意思说，一见黄庭坚的字，就像是看见一位饱学的守正高士，驾驭着名贵豪华的驷马大车，纵横竖直，无不随心所欲，从容自如。见字如人，学字学人，俨然将黄庭坚字视为一种榜样。可吊诡的是，也是经过这位皇帝的手笔，“高士”黄庭坚被打入了“元祐党籍”黑名单，最终客死广西宜州贬所。宋朝政治有时就是这么诡谲，这么无情。

相比之下，徽宗之子高宗赵构对黄庭坚字是打从心里喜欢，临池描摹，孜孜矻矻，学得很像样。“意造大观”特展中有一幅题作《绍兴恤刑手诏碑》的淡墨精拓，初看过去，笔势清劲，仿佛黄字。细看之下，却是绍兴三年（1133）时赵构的笔迹。

今杭州中山南路利星广场（之前为杭州卷烟厂）原是南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的所在地。据《咸淳临安志》记载，《绍兴恤刑手诏碑》最初即刻碑立石于三省议事场所都堂之上。彼时赵构从越州返回临安城已有一年，书写此碑，是告诫典狱官员宽恤民力，敬慎刑狱。立碑都堂后，接下来就仿佛开动了印刷机，拓碑“影印”无数，从京城临安“发行”各地州县，各地再据以覆刻碑石于府衙之内。

这篇碑文通篇以黄字为榜样，亦步亦趋而成一件颁行天下的手诏，赵构的这番亲力亲为，算是对自己“偶像”的书法做了一次全国推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杨万里《诚斋诗话》说：“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黄字因为赵构的推崇，一度成为大宋书法的“标杆”，虽然黄庭坚并无此愿。

临安府署的一块石刻

京城临安的雕版印刷在两宋时期被誉为“天下第一”。但赵构似乎更青睐能够将书法原迹存真传播的碑拓技术，譬如绍兴十二年（1142）他御书上碑的《南宋石经》就是史上一项颇见规模和品质的文化工程。由他一手编撰、御书并刻碑“影印”刊行天下的黄字，也不止“恤刑诏”这一件。事实上，比“恤刑诏”还要早半年在临安刻石，并传拓各地州县的另一件黄字，影响更为深远。

观展浙江美术馆“意造大观”之前，我去了一趟临安府的衙署。

从西门清远门入临安古城，沿着临安路东行五百多米，就到了坐北朝南的临安府署。

步入府署门厅，穿过前院中一座木石结构的重檐石坊，便是府署的第二道大门——仪门（南宋时也称“正厅门”）。这是衙署内的重要大门，一般官员须在仪门前停轿下马，方可过仪门进入第二进院落，进到府署内最重要的办事场所——正厅。但是且慢，仪门和正厅之间，还有一座重要建筑要经过，这就是“公生明坊”。这是一座全石构牌坊建筑，除了四个坊柱柱头雕有传统常见的云卷纹，其他地方并无繁缛的雕花装饰，朴素无华，简洁干净，却突出了坊额上镌刻的“公生明”三个大字。

这三字又仿佛黄字。绕到石坊背后，坊额上果见有“黄庭坚”：“御制《戒石铭》（下钤‘临安府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黄庭坚。”这当然是现在仿刻的黄庭坚《戒石铭》，这“临安府”也不是南宋京城，而是元代“临安路”的属县、明代又为“临安府治”的云南建水县。

追溯原本，黄庭坚元丰五年（1082）任太和（今江西泰和县）知县时书刻《戒石铭》。赵构这件《御制〈戒石铭〉》则是绍兴二年（1132）六月刻于南宋临安（今杭州）。当时颁行《戒石铭》的诏令说：“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可令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为晨夕之念，岂曰小补之哉？”黄庭坚书《戒石铭》原文是宋太宗撰写的（原创于五代后蜀孟昶，太宗摘录而已），北宋时各地早有树碑，但仅是充作门面，故而现将摹刻的黄字拓本颁发各地，要求为官者据以刻碑，不许立在庭院中搞形式主义，必须将此作为座右铭，放在朝夕可见的办公场所内。

这件南宋重刊的《戒石铭》，我们今天还可以看见刻在湖南梧州和广西道州的两通宋碑清拓本。碑石刻制十分精美，四周饰有龙纹和灵芝瑞草纹。碑文分作上下四栏，上栏碑额篆书“太宗皇帝御制”；二栏赵构手书“御制戒石铭”之后，摹刻黄庭坚书写的十六字铭文；三栏是赵构手书诏令，一水的黄字书风；底栏则是当时宰执吕颐浩、孟庾、秦桧等人的跋文，其中有言“诏以黄庭坚所书刻之石，将以墨本赐天下”，足见南宋各地镌刻的《戒石铭》，其祖石母本皆源于杭州。南宋末年成书的《咸淳临安志》也记载了这件《戒石铭》，并称编录书中的这些官家“御制”作品，“皆杭故也”，都是杭州存有的原物。

颁布《戒石铭》后，赵构又进一步抓落实。绍兴二年十二月，差遣监察御史五人巡行各地，检查督促，若有虚与委蛇，只是将拓本墙上挂挂的，严惩不贷。这使得戒石碑很快就在南宋境内遍地开花。

从元代直至明清，《戒石铭》一直存在于各地官署中，但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变异，如明代戒石碑正面出现黄字“公生明”，宋碑上的黄字铭文则被仿刻于碑阴，并且立碑覆亭于仪门至衙署大厅的正中甬道上。清代则或亭或坊，各地不同。雍正八年（1730）杭州府署重修正厅“苏白堂”时，仍保留了仪门至大厅甬道上的戒石亭。而云南建水现在的“临安府署”仿造的是明清时期《戒石铭》形制，建筑则是易亭为坊。

从一代书法“标杆”到千年吏治“标配”，这是黄庭坚对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虽然这背后的推手是赵构个人对他字的喜好和推崇，但能清廉政风，利民利天下，这又何妨？

（鸣谢：灵隐管理处邵群女士、杭州孔庙方琦女士和王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