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永泉和两个女儿

直到现在，我还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爸爸临走前几天，躺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我去抱他。我跟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我的爸爸杭永泉出生于1940年，他是上海人。高中毕业时，因为喜欢杭州，报考了杭州大学的生物专业。

毕业后，爸爸参军去了济南军区，在济南军区总医院从事医学检验工作。转业时，他又来了杭州，到杭州制药二厂（注：现为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工程师、车间主任。

爸爸40多岁时，住过一次院。当时他的病情很严重，被检查出肝腹水。

他和妈妈离婚了，一个人照顾我和姐姐。当时我在浙江省艺校读书，姐姐在杭州十四中读书。爸爸住院前，给姐姐留了一封信，他怕他自己走了，我和姐姐的生活没有着落，他是在交代后事，让我们万一遇到困难，就去找谁。

我和姐姐相差两岁。小时候我们住在上海，由奶奶照顾。后来，爸爸到杭州工作，我和姐姐也过来了。我们的家就在少年宫附近。

爸爸是长子，也是孝子。奶奶突发脑溢血，他把爷爷奶奶接到杭州，一起生活照顾。奶奶走后不久，爷爷高血压导致中风。过了半年，爷爷也走了。

那一年，爸爸一个人照顾爷爷奶奶，还有我和姐姐，特别辛苦。

爸爸毕竟是个大男人，照顾小女孩不是很熟练。他不会梳辫子，我和姐姐都剪了一头短发。我们也不太穿花花绿绿的小女孩的衣服。我和姐姐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在省艺校读书时，每个周六，我一个人坐16路车到少年宫，再走路回家。那天回家，姐姐拿出信，说爸爸住院了。

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来由的害怕，拉着姐姐去医院看爸爸。

爸爸病退后，工资只剩下以前的一半。生活变得困难起来

我和姐姐都是懵懂的年纪。

我们从爸爸同事那儿打听到，他住在一家部队医院。但那是传染病区，我们进不去。只好隔着铁栏，远远地看着爸爸。爸爸朝我们挥挥手。

那段时间，我和姐姐每个周末去医院远远地看上一眼爸爸。

家里就剩下我们俩。姐姐会做一些简单的菜，吃好后，我们各自写作业。有几次探视，爸爸说：“下星期不要来了。”我们怕他生气，下个星期就真的不敢去。

隔一周，我们又会去。因为太想念爸爸了。

爸爸出院后不久，就办了病退，每月工资只剩下30多元，是以前的一半。生活变得困难起来。

爸爸有次来艺校看我，穿着爷爷的旧棉袄。他面色有点尴尬。但我一看到爸爸，就挽起他的手往校园里走。

那时，我就想着，不能让爸爸觉得委屈。

说起来，姐姐比我有音乐天赋，来杭州前，姐姐是上海少年宫合唱队的领唱。姐姐唱歌好，学习成绩也比我好。

爸爸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唱机，我们做完作业了，他会放音乐给我们听。

爸爸很喜欢古典音乐，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等。哄我们睡觉时，爸爸会哼唱很多俄罗斯歌曲，《小路》《三套车》……

可能是爸爸的潜移默化，让我有了比较好的乐感和音准。考省艺校时，老师让我模唱一段旋律，我就跟着钢琴哼唱。

最后考试时，我唱了《妹妹找哥泪花流》。是当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的一首歌，非常有名。考之前，我在家跟着收音机练，爸爸在边上听，“你这里声音放轻一点”“这里你的眼睛要看远一点”，爸爸辅导我情绪、表情上更好的处理。艺术是相通的，爸爸的音乐素养很高，大学时，他是学校合唱团的指挥，还会笛子、口琴。“就这样”，爸爸朝我点点头，得到他的鼓励，我很有信心地去考试了。

就这样，我考上了浙江省艺校。

爸爸拿到稿费后，就去买菜，做红烧排骨、红烧鱼

爸爸仍旧想着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

每年春天，他会买一些小鸡来养。到过年，我们就有鸡吃了。

跟现在流行养多肉植物一样，当年，很流行一种盆栽，就是仙人掌上有个红球的那种。爸爸学着自己嫁接，然后在那辆28英寸自行车上，装上木架子，把精心培植的盆栽一一摆好，骑到萧山交给当地农户，让他们帮着卖，换一点收入。

他还开始给《杭州日报》《钱江晚报》《中国音乐报》投稿。文章录用了，就会有稿费。

爸爸会把发表的文章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写的都是日常心得，他喜欢盆景，对如何选购野树桩颇有心得：“一棵好桩，既要有线条美，又要有能入画的主干和臂干。姿奇势险，枯、瘦、绉、漏兼具，无疑是桩中上品。”（1999年4月1日《杭州日报》下午版·家事百经《选购野树桩有讲究》）；他喜欢艺术，看了舞剧《许仙与白蛇》后，写了观后感：“当帷幕徐徐拉开，舞剧《许仙与白蛇》的序曲便立刻吸引观众，逐渐映入眼帘的舞蹈，犹如音乐的化身；音乐与舞蹈，一唱一和，生动地演绎了一个古老美丽而哀怨的爱情故事。”（1993年11月24日《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娱乐版《无言的交谈》）；他也会为交响乐的出路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因为怕赔钱而少演甚至停演交响音乐会，势必会导致更多观众的流失。对音乐艺术之葩来说，听众犹如花盆，盆之不存，交响音乐之花将会枯萎……” （1996年2月1日《杭州日报》下午版·文化新闻《养好一支交响乐团》）；爸爸对当时的流行音乐也有自己的看法，“通俗歌曲情态万千，我们一些歌手，在表演上却有一定之规，唱抒情曲时必嗲腔媚颜，劲歌时必喊叫狂烈”（1990年2月14日《杭州日报》·七色花 《今人唱歌唯唱声》）。

对爸爸来说，发表文章是种光荣，收到稿费，也能改善一下我们姐妹俩的生活。爸爸拿到稿费后，周末我回家，他就去买菜，给我们做红烧排骨、红烧鱼，都是他的拿手菜，特别好吃。

有一年暑假，表姐表弟从上海来杭州玩。我们几个前前后后坐在爸爸的那辆大自行车上，他带我们去苏堤翻六吊桥。每次从一座桥的顶端往下冲，我们就“啊啊”地发出惊呼，“哈哈”地笑着。我们的笑声留在了长长的苏堤上。

从小到大，我们做什么事情，爸爸都是支持的，他不会因为我学习不好说我，总是会看我们的长处。他觉得，只要不涉及思想品德，就不是原则问题。

但在品德问题上，他对我们要求很严。他总是说三句话，“要老老实实做人”“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无功不受禄”。

有一次，邻居家买了新彩电，叫我和姐姐去看。我们非常想去，但爸爸不让我们去，“不能去羡慕别人的东西，要过符合自己能力的生活。如果有喜欢的东西，要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

爸爸问我，如果唱歌养活不了你，怎么办？我说我就去拉黄包车

从省艺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省曲艺团。但我不想去，我想去唱歌。

爸爸就问我，如果唱歌养活不了你，怎么办？

我说我就去拉黄包车， “我打听过了，在西湖边骑一圈可以有10元钱收入呢。”

爸爸说：“宏宏，你有这个决心就很好。”

有一次，我们在胜利剧院演出。那天我很紧张，嗓子也没放开，感觉很糟糕。没想到，谢幕时，台下有观众带头喊：“好！”，并鼓掌。很多人跟着鼓起掌来。

晚上我回到家，爸爸坐在桌子边，脸上笑眯眯的，“宏宏，今天演出怎么样？有没有人鼓掌啊？”

我有点沮丧，说自己唱得不好，但观众还是给我鼓掌了。

“知道谁鼓的吗？”爸爸睁大眼睛，为我揭开谜底，是他带头鼓的掌。他买了票，请药厂的同事们一起去看的。

我女儿在中央戏剧学院读音乐剧专业，前段时间，她和同学在宁波大剧院天然舞台演出音乐剧《家》。女儿演瑞珏，女儿说，妈妈，你要来给我鼓掌加油啊。

可我坐在那，就想着，等下怎么带头鼓掌啊。如果没人鼓掌，我一个人多不好意思啊。

等大家开始鼓掌了，我才跟着拍手。

我想起了爸爸的鼓掌。我真的很佩服他。我做不到他这么勇敢。

1988年，我去北京参加第三届青年歌手大赛。比赛要几个月时间，吃住都在那里。最后我拿了优秀奖，留在了中央广播艺术团。

当时还是绿皮火车，从杭州到北京要坐很久。那时候也没有亲属团去现场加油的，爸爸只能从电视上看到我比赛的情况。

家里也没电话，我和爸爸靠写信联系，大概一个月写一两封信。这个通信的习惯，我们保留了很多年，我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我和爸爸的通信现在还保留着。

有一封信里，我跟爸爸讲讲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工资待遇还不错，一个月有80多元工资，平时团里还组织去演出、录音。爸爸回信时总会关照我注意身体，让我要多学习。

后来，我不唱歌，去从商了，一开始没有告诉爸爸。

等我把业务做起来，才跟他说。他就说我报喜不报忧。

但也没说什么。任何时候，爸爸都不会干涉我们的选择，一直尊重我们的决定。

他去给没有儿女的老人家打扫卫生。谁能想到他得过癌症、做过大手术呢

20多年前，我和姐姐在富阳给爸爸买了房子养老，他会叫很多朋友来家里玩。前两年，我收拾屋子，看到橱柜里有三四十只小碟子。

我问爸爸，你这是要请多少人上家里吃饭啊？他嘿嘿地笑。

爸爸爱好多，又喜欢交朋友，他的朋友也分成了不同的圈子。他会吹笛子、口琴，会拉手风琴，他写散文，也写音乐评论。

爸爸参加的合唱团经常来家里排练。他又去学二胡、古筝。为了让爸爸开心，我们把他喜欢的乐器都买回来了，搞了个“家庭乐队”。

爸爸的另一个兴趣是盆景。每年冬天，他去岳王路花鸟市场淘“树埠头”（杭州话，树桩），买回来用棉絮捂好，待开春发芽。

第二年春天，那些长相普通、粗线条的树枝，在爸爸的打理下，成了一幅幅形态各异的山水画。每次看到爸爸发的照片，我们都很惊奇，不知道他在上面花了多少心思。

2006年，爸爸查出肝癌。做完手术后，他也一直忙忙碌碌。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帮别人调解家庭矛盾、救助困难家庭。

3年前，他身体还利落，还去给没有儿女的老人家打扫卫生。他握着扫帚，非常认真地在人家家里扫着地。谁能想到，那只布满青筋的手，其实得过癌症、做过大手术呢？

在杭州的姐姐去看爸爸，有时还要提前预约。他会说，“哎呀，这个星期你们不要来了，我要去哪里哪里。”我把爸爸接到北京住，住不了几天，他的电话就不停地响，都是来找他参加什么活动的。我开他玩笑：“你怎么像个领导，这么忙啊。”

他笑了。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吧。

他生前是富阳延丰公益服务中心发起人之一，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公益，发挥中医、音乐等特长，给贫困家庭孩子送学习用品、去敬老院慰问演出、为农村空巢老人包饺子和打扫卫生、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等。

爸爸走后，我和姐姐问了爸爸所在的公益组织，想延续爸爸的心愿，帮助他生前帮助的对象。

爸爸捐献遗体后，医学院有笔慰问金，我们把这笔慰问金捐给公益组织，让他们帮助更多的人，爸爸走了，但他的爱还在传递。

爸爸照照镜子，很开心，“这么一戴，是有点像了”

爸爸还加入了越剧演唱团，逢年过节去乡村演出。有一年，我回杭州，他拉着我去助兴。我很久没唱越剧了，清唱了一段。爸爸就跟老票友说：我女儿以前学过越剧。

看得出，爸爸很满足。

但在唱歌上，爸爸好像从没有夸过我。20世纪80年代，我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你潇洒我漂亮》，是在北京录制的，当时还是磁带。那时候，中国流行音乐野蛮生长，各种风格很多，也许我唱的这种风格不入爸爸法眼吧，他听了，也没说好。

他倒是狠狠夸过我的女儿。去年，我把女儿期末考试演唱的视频发给他，爸爸点评：“声情并茂，声心交融，美丽动人。”

每次我回杭州，都要翻翻爸爸的衣柜，看他少了点什么。有一年冬天，我买了条围巾，红里带灰，让他围上。

“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上海老克勒的味道啊？”

爸爸照照镜子，很开心，“这么一戴，是有点像了。”

爸爸以前太辛苦，一个人拉扯我和姐姐。我们想着他的晚年不要太苦，总想给他买点好的。他也配合我们，每次我们给他买东西，他都乐呵呵地收下。

2021年初，爸爸再次病倒，这次查出是胆管肿瘤。

我们扶他站起来，去做化疗。我能感到爸爸的臂弯是那么细弱、无力。

爸爸真的老了。

“宏宏，墓地的事，你想得很周到”

可他又很倔，一直不肯用轮椅。实在走不动，他才去坐。轮椅买来才用了五六回，他走的时候还很新。

今年年初，爸爸的病情又有反复。医生说，回天无力了。

可能感到时间不多了，爸爸催姐姐去办遗体捐献的事，还交代，墓地什么的，都不需要了。

可我们怎么忍心，让自己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爸爸的一点影子？

“爸爸，我们以后还是想去看你，你让我们去哪里找你呢？”

“爸爸，我们在爷爷奶奶附近，给你找块地好不好？你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好不好？”

那段时间，爸爸开始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东西，给不同的人留下告别的文字。

他给已经过世的爷爷奶奶写了一段话：“亲爱的父母双亲，儿要来看望你们了。四十载后再相逢，相顾无言，潸然泪下，儿将守在您俩身边。”

过了几天，爸爸跟我说：“宏宏，墓地的事，你想得很周到。”

爸爸同意了。

爸爸是个脾气温和的人，但总觉得他是爸爸，我怎么好意思去抱他呢？

这几年，我在杭州和北京两地往返，就想多陪陪爸爸。爸爸走之前，我一直守在他的病床前。

那天，爸爸虚弱地躺着。我想，如果我再不去抱抱他，可能再没有机会了。

我们的父辈不怎么会表达爱，其实我们也不会。我们都没有学会面对面地拥抱，把爱说出口。虽然爸爸是个脾气温和的人，但总觉得他是爸爸，我怎么好意思去抱他呢？

我鼓足勇气去抱他，抱着他，我说：“我爱你，爸爸。”

爸爸也微颤着，伸手抱我，摸着我的头发，流泪了。

凌晨，爸爸停止了呼吸，我摸着他的身体，他们说人刚走的时候还有温度。等了好一会，他一点一点凉下去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给爸爸捐赠遗体的学校打电话。医学院和红十字会的人都来了。

他们朝爸爸鞠躬。简单的仪式后，我们的爸爸，被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