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一块风水宝地，且不说商贾大家，单说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在晚清“同光中兴”之时，为数众多。他们之间门当户对的联姻，几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影响和左右着杭州当时的治政走向。这要细讲是一本大书，这里只能择其一二管中窥豹。

应宝时，历任上海道台、

江苏按察使兼布政使

应宝时在最为春风的时候，淡出官场，退居杭州，初时住在忠清里（今新华路中段）原赵氏目耕园南侧。不久，买下目耕园，改建“适园”。该园东起今新华路，南近长庆巷。应宝时这位对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对外法律颇有建树的人物，从此终老杭州。

应宝时从咸丰二年（1852）进入官场，到光绪元年（1875）五十四岁辞官，无论在“平洪杨”，还是主政江苏，大多在和洋人打交道，说他“视财如流水”，并不过分。1864年，应宝时担任上海道台（相当市长），商界仅以“喝茶”的名义，一次性送“茶金”6000两银子。应宝时担任江苏布政使时，也有“宝时当布政，月薪银一称”的说法。月薪用秤，虽然夸张，也看出应宝时的不差钱。

应宝时的辞官，令人费解。按国学大师俞樾的说法：“任内告养，时年已五十，尚未得子，奉母家居。”故宫博物院学者李文君也说：“请旨回籍养母。”但他们却并没提告官有“未得子”的原因。不过，按应忠良《陵谷沧桑》说，是“被当权者打压嫉恨”。

应宝时辞官，母亲正好八十岁，看李鸿章写的“八秩荣庆序”寿辞，应母当时住在杭州。但俞樾说应宝时“任内告养，时年已五十，尚未得子”并不正确。应宝时在“告养”之前，五十岁不到，开始有的儿子。正出、庶出，一出就是五个。四子应德闳，有据可查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正是应宝时辞官的第二年。

时人杜文澜有词《游应氏适园·五福降中天》称：“娱亲小筑忠清里，亭台尽含诗意……更上层楼，武林全景到窗几……梅下松底，酿蜜蜂酣，营巢燕乳，都是充闾佳气。高堂定喜，羡彩舞莱衣，舞忘尘市。转厌名场，真弃如敝屣。”

“高堂”，指老母。“彩舞莱衣”，指春秋时七十岁的老莱子为讨父母一笑，穿五彩衣、作婴儿舞。在适园奉养老母的应宝时，真的将名利场抛弃得如同破鞋了。

适园有奇花异石，有登高可望全城的亭阁，在清吟巷拥有三亩多地园林“退圃园”的王文韶，日记中对适园也赞不绝口：“园亭甚好，山石尤胜。”为篇幅计，对此不再赘述，只说藏书。李榕《适园石刻》说：“鱼樵杂于仆婢，图书照其壁。不必入竹林之坐，清浊自分其畛域。不必荒柴桑之径，理乱无关于胸臆。”

“竹林之坐”，是以魏晋的“竹林七贤”比喻适园中人。适园有开悟人性的满壁书籍，哪怕鱼樵粗夫，到此也会醍醐灌顶，清浊分明。“竹林七贤”有追崇个性，反抗权贵之骨气，这也可看出，《陵谷沧桑》的“被当权者打压嫉恨”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时人有说，应宝时中年得子与从善有关

这虽然不可全信，但人无敬畏总不是好事。前文说到应宝时就任上海道台得“茶金”6000两，盛情难却之下他接受了半数，转手给了杭州三郎庙义渡，做了善事。

那正是“平洪杨”以后，惨遭兵燹（xiǎn，意为战祸）的难民，每天源源不断从远僻的乡下，渡钱塘江北返家园。木船小，人多，风大潮涌时，船难不断。应宝时用3000两银子，以“旅沪浙江同乡会”名义，买下了两艘铁壳渡轮，义渡从此更为安全。

其实，应宝时早在上海时就好善乐施，他首建了全国第一个助贫基金田，还有疏河流防洪，开民智兴文化等善举。上海士绅为纪念他，建了应公祠。此祠在豫园的南面，路名也曾称过应公路（后改称迎勋路）。

应宝时在杭州，常与王文韶（1883-1888年户部侍郎任上受弹劾归乡）、朱智（1881年兵部侍郎任上养病归乡）等从事慈善。这王文韶在朝廷中虽有“油浸枇杷核子”的圆滑之称，但从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廿八日的同善堂会议纪要来看，从善却极有担当：王文韶专经营同善堂事，朱智专照料育婴堂事，应宝时专管仓谷义渡事。王文韶在日记中也记有他们对疏浚西湖、修葺艮山门外义冢、修理贡院考棚的付出。

应宝时的从善不仅限于仓谷粥厂、义渡济难。陈布雷之弟陈训慈有文说：应宝时还参与战乱后的文澜阁修复，以及崇文书院、沽经精舍、敷文书院的修葺，以及落难流民的安顿。当应宝时得知那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永康老乡胡公（胡则）在龙井的墓冢几近荒废时，独资对胡公墓、庙进行了重新修建。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廿九日，杭州城内的军装局不慎失火，差点殃及毗连的军火局，酿成重大火灾。王文韶、朱智、应宝时以“事关地方利害”，要求巡抚府将火药局挪到了城外（一说是水星阁）。光绪十三年冬，因降水稀少，杭州护城河水量减少，影响居民生活。三人又向府署建议，打开江干龙山河闸门，“戽江水进城”。“戽”（音hù），戽斗，就是脚踏水车，几台水车一起，日夜将钱塘江水戽入龙山河，流向了城内。

应宝时的第四子应德闳出生时，正是他从善风生水起之时。应德闳从小聪慧，博览众书，十六岁时，父亲应宝时不幸因病去世。此后，朱智与应家常有走动，应德闳十九岁，朱智将大女儿朱曰慈许配为婚。应德闳不负所望，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二十二岁的应德闳乡试中榜，成了举人。

也就是应德闳中举的前一个月，朱曰慈生下一个大胖儿子。这是应家大喜，也是朱家的大幸。王文韶日记说：“茗笙（朱智的字）之长婿应氏生子，是为茗笙之孙。缔姻时即有成约也……虽属外姓，尚是自家骨肉，慰情聊胜于无，举家为之忭慰。”

只有两个女儿没有男丁的朱智确实很欣慰，按照应德闳婚前所约，他的第一个儿子要过继给朱智为孙，这就是朱应鹏。朱智的二女儿朱道初就没有这么幸运，她许给了王文韶的四子王庆甲，订婚仪式极为隆重。可惜，没到完婚，王庆甲病故，朱道初为此守身终老。这是后话。

同盟会员应德闳，清末曾任江苏财政清理局总办；民初，担任江苏第一任民政长（相当省长）。应德闳两次被浙江都督府慕名聘任，一次是蒋尊簋任浙江都督；一次是朱瑞任浙江都督，但他都没有回浙就任。

应德闳，因宋教仁被刺事件，最终向北京政府袁世凯辞职，退居上海，与张謇、章士钊等买下《申报》，聘请史量才经营。可惜，应德闳四十四岁英年早逝，魂归故里，葬杭州翁家山。好在应氏一脉极盛，应德闳的二儿子成一继朱应鹏后成为了第一子。应成一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系，在当年的中国社会学界，与费孝通有“北费南应”之称。应成一的妻子，是晚清吏部尚书许庚身的孙女许宝珈（许宝蘅之妹）。

朱智变卖田产重修钱塘江大堤与六和塔

朱智故居如今东起金钗袋巷，西到牛羊司巷；南始元宝街，北止望江路，要说明的是，当年的金钗袋巷、望江路窄如小巷，现在望江路南的二层楼砖木店铺，都曾是朱宅的内厢房。

朱宅的金钗袋巷一侧，是花园。假山耸立出高高围墙，上有亭阁，和适园有得一比；池、亭廊沿，连接南北两座五彩玻璃的二层花厅。朱应鹏出生、应德闳中举，大红灯笼从假山亭阁到花厅、正堂，悬挂了三个月。当时，朱智正倾了全家之产，在干一件大事。

这就是朱智个人出资，修建九溪到秋涛亭的钱塘江堤，还有被战乱焚烧的六和塔。上海建筑事务所的技师为朱智制定了六和塔重建方案：先拆除六和塔第六层、第七层被雷劈损伤的塔芯砖，然后修复一层到五层的塔芯，再重建第六层、第七层两层的塔芯。此外，在七层塔芯外，构筑十三层环形木结构外廊，重塑十三层飞檐翘角。

建塔要先搭脚手架，毛竹脚手架要搭三次，拆三次。第一次是重砌塔芯砖，第二次是造廊屋，第三次是建外檐。当时的六和塔南侧就是江岸峭壁，第三次脚手架几乎要竖在峭壁边上，施工危险。

整个建塔费用，预算近6万银两，朱智一夜未眠。江塘修建的前期，他已经投入3万银两了，工程还得两年，投入还要继续。眼下，除了家中田租、当铺和酱园的收益，资金短缺。看来，只有变卖祖上田产一条路了。要晓得，每当夏日，钱塘江上游山水暴涨，下游潮涌对峙，洪水往往会冲垮年久的江堤，泛滥成灾。造塘堤拦洪，建六和塔镇潮，为了杭州的福祉，朱智打算变卖田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天，钱塘江水位一低，三廊庙和白塔的两道拦沙坝开始了紧急施工。拦沙坝也称“挑水盘头”，可减轻江沙对堤塘冲击。这也是朱智最上心的工程，如果在次年的春汛到来之前，不能完成拦沙坝的石料垒砌，一切就白干了。

这天一早，朱智在白塔码头察看运到的石料、木料、石灰，还有调制灰浆的米粉。石料是按原有塘石的尺寸定制，厚一尺，宽一尺二，长五尺。塘石的每一面，另加卯榫，做到每一块能互相啮合。这样的塘堤，已经完成了全工程的一半。当然，这也包括前期的三合土塘基堆积、夯实和“马牙桩”的固定。

朱智察看完塘堤建筑，又赶往月轮山。连日的奔波，患肝病的他，精力日益不济。幸好正月的到来，能在床上躺十数日，缓和一下。

但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春天，六和塔进入第二期脚手架时，朱智躺不住了，哪怕精神不济，他要去看看。就在这一日，遭遇了一场骤雨，哪怕车夫狂甩鞭子驱赶骡子，车舆回家后，朱智还是倒下了。

连续多天，气喘发烧，朱智元气大伤

这一日，自感衰竭的朱智强打精神，要夫人朱李氏请来大管家陈俊卿，还有他的十九岁儿子陈星五。朱智喘着气对陈俊卿说：“这一次我怕挺不过去，我走了以后，你要尽心辅助夫人，把塘、塔工程按要求干完。一旦银两跟不上，你可以做主，卖掉几份田产。”

朱智又指了三岁孙儿朱应鹏说：“你和你儿子，要像对我一样，尽心辅助我孙儿。朱智在九泉之下，会感谢你们。”朱智这番话，说得满屋哭声一片。当然，他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朱家的房地产图契，还是被陈星五盗取篡改了。这又是后话。

四月廿四，正在国子监的应德闳偕朱曰慈从北京赶了回来。次日，朱智要应德闳代写一份奏折。按照惯例，朝廷内的六部九卿，朝廷外的总督巡抚，临去世，都要向皇上呈递奏折，略叙一生经历，表示未竟遗愿，还要上报子孙姓名，期望得到恩赐庇荫。

朱智的奏折感恩（咸、同、光）三朝皇恩，使他能从一名部曹跻身朝堂，进入军机处，位于九卿之次。

他说，光绪七年我由兵部侍郎告病还乡，本想闭门养病，但看到钱塘江石塘坍塌，六和塔被焚年久，微臣自愿分年筹措资金，独力修建。今年入春，我旧病增剧，不慎又得外寒，自感不久离去人世。在奏折上，朱智说到死去的儿子，他含糊了儿子在太平军乱中的去世，只说孙子朱应鹏如今尚是“孩提”，现已将塘、塔工程遗嘱家属，悉心进行，以“了微臣未竟之志”。

写完遗折，朱智又对朱李氏说：“书柜中有我画的几幅佛像，六和塔完工，记得临摹在佛龛之上，以尽老夫为家乡祈福之心。”

次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廿六晚上，朱智撒手人寰，终年七十一岁。此后的钱塘江堤与六和塔工程，在夫人朱李氏操劳下继续进行。

一晃，光绪二十七年（1901），塘堤的重建和拦沙坝工程全部竣工。这一年五月起，上游连续暴雨。据邸报，山洪一度淹没建德更楼镇的二楼窗户，寿昌城内水涨六尺，梅城被淹三次。浊浪滚滚，房屋、牲畜、木料，顺江冲到杭州。洪水加上大潮，拍打得塘堤震耳欲聋。欣慰的是，塘堤条石岿然不动，沿岸安然无恙。

朱李氏闻讯，连续三天在佛龛前烧了高香。这一年，六和塔进入了廊屋建筑，在塔层的龛壁上，朱智的佛像丹青，也由画工临摹了上去。

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春天，六和塔十三层廊屋全部完工，每一层二十四间，分七明六暗，共三百十二间。也就是说，奇数的七层，一百六十八间，以螺旋形楼梯相通，供游人上蹬。偶数的六层，共一百四十四间，全部封闭。

外檐工程的脚手架搭建开始，它不但要高过塔身，南侧还要搭到临江的崖边。吃素念佛的朱李氏，整整揣了半年不安的心。

朱氏义举，光绪皇帝朱批“知道了”

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一过，六和塔开始了飞椽、斗拱的制作。到了艳阳九月，全塔油漆完工。每当日光斜照，月轮山上朱红的塔身和金碧的琉璃瓦，熠熠生辉。晚风吹起，八角翘檐上的铜铃叮当响起，回荡山间。

六和塔开光这一日，朱李氏没有去月轮山亲阅，在家中佛龛前，她祈祷再三：愿六和塔法力再现，江涛妖孽被镇，风静江晏。

这一年，曾国藩的女婿，湖南衡山人聂缉椝（guī）上任浙江巡抚。得知朱氏一门为钱塘江堤和六和塔建设前赴后继，极为敬佩。十一月初四，聂缉椝执笔，向光绪帝呈递奏折。

当时朱应鹏七岁，受朱智庇荫，已得了五品“员外郎”职衔。旧时伦理，朱李氏的所有付出，只能以孙儿的名义。聂缉椝为朱应鹏代奏说：塘、塔两项工程已经完竣，共计塘堤六百二十六丈七尺六寸（近2千米）；六和塔十三层，计塔屋三百十二间。两项工程共花费银子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两零，工程历时十年。工程款数完全是朱家独力捐办，“断无不实，且始终未动公款”。光绪帝阅后朱批“知道了”。

朱应鹏，字扶九、北海，娶清末礼部尚书陆宝忠的幼女陆景兰为妻，其妻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进入《申报》成为副刊主编。朱应鹏常以自己的字，作为笔名，为文作画。但他的另一个笔名却鲜为人知，那就是老宅墙界碑上的“振宜”。

《礼记·大学》：“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或许，当年的朱智，留给后人的就是这么一种齐家治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