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千余里的京杭大运河两岸，星星点点般地散落着成千上万个乡镇，其中以“运河”为名的就有三处：介于盐城和连云港之间的江苏省响水县运河镇；上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铁路与小村擦肩而过后，逐渐变迁成邳州水陆交通中心的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位于大运河南端，杭嘉湖平原西南一侧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运河镇。

这些同名镇均位于江浙运河的区段内，长年在那里枕河而居的住民，或许是因为运河两岸风光十分养眼，或许是出于对其灌溉、航运功能的认可，又或许是看中其捕鱼、取水、洗涤的方便，总之，应了那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于是无论南北，三地住民便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祖祖辈辈的聚居之处以运河为名，并将它经营得有声有色。

美食之乡：博陆羊肉闻名四方

杭州市余杭县运河镇设置的时间比较晚，2001年8月才由原亭趾、博陆、五杭三个互为邻里的小镇合并而成。大运河横贯东西，河港交错，池塘密布，为杭嘉湖平原一处典型的水网地带。

这里自古物产丰饶，各业发达，亦居亦市，宜居宜业，乡人善事农商，植桑养蚕、种稻收谷、养殖、纺织和经商无所不能，由是，即使是一般家境的人家，只要天下太平、年景不是太糟糕的话，绝不会面临忍饥挨饿的危机，这种比较优越的生活状态，造就了这一方人讲究“舌尖上的美食”的传统，博陆羊肉（五杭也有“红烧羊肉之乡”的美称）、亭趾月饼等美食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旧时的博陆、五杭及其周边村落，农家大多设有羊舍，平日里，“咩、咩”的羊叫声在寂静的乡间此起彼伏，羊肉、羊毛是这一带的特产。俗话说，“秋风起，蟹脚黄，羊肉香”，秋冬乃是享受羊肉美味的最佳季节。旧时的博陆镇镇子不大，街上却开着好几家羊肉馆，那里的红烧羊肉自古闻名，食材和烹调方法都有独到之处，跟离其不远的仓前羊锅村的掏羊锅全然不同。羊锅村用的是山羊，羊肉以白煮著称，而博陆、五杭一带用的是湖羊，羊肉以红烧闻名。长到两年左右的湖羊是烧煮红烧羊肉最佳的食材，加上店家各自采用祖传的佐料和烧煮方法，不用小锅而用直径近一米的大铁锅，柴火是就地取材的桑木，又特别讲究火候，大、中、小火不断转换，如此焖煮三四个钟头，开锅后，大铁锅里的近百斤羊肉浓香扑鼻，精而不腻，酥而不烂，没一点儿羊膻味，在冬天更有补阳御寒的功效，故而一家羊肉馆往往一天就能卖出三、四百斤红烧羊肉。

过了清明节，羊肉馆开始歇业，满街地找也找不到一家。在运河镇一带，亭趾月饼是居民从小吃到大的美食，中秋品尝亭趾月饼似乎成了这一方人的一种情怀，享受老底子味道的一个节点，因此，每逢中秋，本地人和吃惯了亭趾月饼的杭州人就会纷至沓来。

虽然旧时的亭趾、博陆、五杭均为小集镇而名不见经传，但也是块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之地，名人高士不时地在这里诞生。明朝博陆人钟化民、清朝五杭人沈近思、晚清至解放后的亭趾人姚虞琴，便是其中可圈可点的人物。

台湾知府沈近思曾经当过灵隐寺和尚

运河镇的五杭，曾经被称作五行、禹杭，相传大禹巡会稽，将船停靠于此。大禹治水可是有4000余年的历史了，有了这一传说，五杭人将家乡称为古镇便有了十足的底气。

旧时，五杭也不乏名人，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为官的沈近思（1671年—1727年，字位山，号暗斋，又号庵斋）就出生在这里的五杭村。

沈近思少而早成，七岁时就问父亲：“仁为何物？”令其父吃惊不小。九岁丧父，“哀毁若成人”。之后，其母徐氏拖儿带女，过着贫寒交加的生活，但这捉襟见肘的苦日子依然难以为继，无奈之下只得将儿子送到灵隐寺去当小和尚。灵隐寺住持发现这个小伢儿聪明伶俐，在寺庙里当个小僧实在太可惜了他，于是让他离寺去钱塘县学读书求学，希望他将来能应试科举，谋个一官半职，比在灵隐寺当和尚有更好的出息。

沈近思在去县学上学的路上，不时地碰到一位姓项的杭州长者，这位项姓杭州人也为他的聪慧不凡所惊讶，认定他日后仕途可期，便不管他是和尚不和尚就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并打算选个良辰吉日让他俩把婚事办了。灵隐寺住持闻讯后哪舍得让这个培养多年的寺僧成为别人家的女婿，便不让他出寺庙半步，并再次让他剃度为僧。不料此事引起“三学”诸生（太学生、宗学生、武学生）的愤愤不平，准备联名诉诸学政（管理教育科举的官员），不谙政事的住持哪受得了这种折腾，生怕因此横生是非，坏了灵隐寺的名声，迫于无奈，将小僧放出寺庙，并允许他还俗。

离开灵隐寺没过几年，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28岁时，沈近思考中举人，第二年又登上庚辰科殿试金榜，第二甲赐进士，灵隐寺住持和杭州人项某对这个年轻人都没有看走眼。

康熙五十九年（1720），沈近思由于“贤能”，受浙江巡抚朱轼荐举，命监督清河东裕仓，“到任一月，分别利弊，整订纲纪，奸吏敛迹。旗弁暴悍者，痛加惩处”，在任上未满两月，又经浙闽总督满保奏请朝廷调入福建，第二年担任台湾知府。

沈近思在赴任之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写就《远虑四论》，为治理台湾制定方针策略。沈近思认定的“远虑”大致有四： 一、台湾为沿海诸省保障，鹿耳天险，澎湖孤悬，非若内地之可以臂指使；二、以两千里之幅员，只设三县，地方官不易管辖，应增设至数县，每县都分图保甲，统领约束，似丝连绳贯，便于稽查；三、从乡民中选取壮勇，加以操练，增加驻兵；四、对那些渡台之民，必审其籍贯，稽其家口，才授其田土，否则悉驱过洋。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他按《远虑四论》施政，数年后，台湾乃治。

雍正继位后沈近思受到进一步重用。四年（1726）他担任江南乡试考官，按照惯例将《乡试录》进呈，雍正看后称赞他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下令给予奖励，并称赞他“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沈近思替雍正献计献策，为约束学士制定了十项条例整饬风俗。雍正再次赞扬他：“浙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并将沈近思的十条建议下发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责令他们按此施行。其后，沈近思便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领吏部事，登上了从一品的高官。

沈近思虽为康熙雍正期间的名臣，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少年潦倒，为僧灵隐寺的苦难经历，并从中提炼出一句富有哲理蕴含的名言：“草木不经霜雪，则生意不固；吾人不经忧患，则德慧不成”，实为对其从苦难中崛起，一生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

“画兰不带土”背后的故事

1867年，画兰名家姚虞琴（名瀛，字虞琴，号景瀛）降生在杭县的亭趾小镇上，其母周氏是亭趾隔壁的博陆人，德清朴学大师俞樾是他的姑表叔。幼少时，他在亭趾乡间求学，诵习过人，尤好书画，参加清末科举考试，铩羽而归。之后，他索性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在外地水泥厂、造币厂等处打杂，直到四十岁才在湖南银行汉口分行谋得襄理一职。不过，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无论从事哪一行当，他对书艺画道始终不弃不离，习诗作画从未停歇，特别是兰画更是逐渐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

兰花被姚虞琴称作“灵根自昔称香祖，位置孤高品独尊”，孤傲高洁的兰花是他一生的钟爱，兰画也成为他一世的创作。笔下的一幅幅兰画无不显得幽雅秀润，似无人间烟火之气，在近代画坛与齐白石有 “北齐南姚”之誉。至晚年，也作梅竹图及山水画，但兰图、兰竹图依然占了他画作的大头。

姚虞琴于1918年五十岁时赴上海定居，不久便加入吴昌硕在福州路创办的“海上题襟馆书画会”。海上题襟馆是上海金石书画家以艺会友的场所，名动十里洋场之后，一批批画商也闻讯而至，馆内鬻画的、买画的人来人往，场面十分热闹。彼时，姚虞琴与吴昌硕、曾熙、陈夔龙、程十发、陈祖香等人常聚会于此喝茶聊天，谈画论艺，并作诗酬唱往还，还不时地结伴出游。姚虞琴引领友朋出游的地方，是离上海不远，以赏梅而名闻江南的杭县超山。

1923年正月，姚虞琴邀约了南浔巨贾，且精于诗书画印的周庆云、杭县文士王绶珊等故交好友一起前往超山赏梅。早春的超山，田野、园林里已经满眼都是盛开的梅花，微风吹过山麓，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令赏梅人叫好不叠。在香海楼前，一众人被一株苍苔鱼鳞、曲屈苍老的梅树所吸引，正在观赏、议论之际，一名寺僧连忙走了过来，对大家说了古梅树的一段往事：

传说，在南宋福王修建在塘栖的一座庄园离宫内，有一大片梅林，每年梅花盛开的辰光，满镇飘香，连深巷小弄里都能闻得到它的香味。南宋被灭了之后，福王庄园也跟着破败了，数十亩花园被塘栖陈家买走，一批出于南宋的梅树一直保存到清代。后来，花园里遗存的梅树名种被人移种到几十里外的超山，种在报慈寺前的梅林中。寺僧顿了顿继续说，超山的梅花都是五瓣，只有这株宋梅是难得一见的六瓣梅花。众人听后，不由发出一阵感慨唏嘘声。

第一次来超山赏梅的周梦坡暗自有些好奇，便朝古梅树仔细地看了起来，只见眼前的梅树“一树横斜，交枝垂地，支以石柱，干裂一孔，皮似龙鳞，落花斑驳，幻作青绿”（《超山宋梅亭记》），再看开放的梅花花瓣，果然有六片，不由惊叹不已。熟悉家乡山川草木，超山梅林花海的姚虞琴则在一旁负手而立，凝思片刻后提议道，应该在宋梅近旁建一个亭子，一来可以替宋梅留名，二来可为超山增添一个新的景点，三来能惠及游人，使前来赏梅踏青的人有个歇息、谈天的地方，何乐不为。他还用手比画着说，亭子可以建在宋梅的西边，这里人来人往，位置恰好。名字嘛，简单点，就叫“宋梅亭”吧。

没过几天，年已八旬，正在杭州西泠印社与朋友雅集的吴昌硕也不顾年老体弱，往超山赏梅，同样被这株栽种于数百年前却依然花开枝头的宋梅所吸引，并应报慈寺住持之请欣然作《宋梅图》（一说周梦坡函请吴昌硕绘成宋梅小影），《宋梅图》画的是宋梅古干虬屈的梅枝和枝头盛开的朵朵梅花，并用行书书写歌咏宋梅的五言长诗，款署“安吉吴昌硕时年八十”。

得到周庆云的吩咐，工匠们哪敢出工不出力？等到这年的十二月，宋梅亭便在宋梅西首落成。只见四根方形石柱撑起一个漂亮的亭盖，方正的四角亭飞檐翘角，若飞举之势。在亭子里，摆放着一张圆形石桌和几枚石凳，三面亭边设置石条凳。那古朴典雅、高耸直立的亭子与梅林花海互为依衬，景致美不胜收。不久，方正的亭柱上又刻上了吴昌硕、周庆云、姚虞琴等七位名家文士所撰的楹联。

1937年后，姚虞琴的兰画创作忽然画风大变——画兰不带土，令鬻画者、读画者甚是好奇，在深究一番之后才弄明白，原来每一幅“兰不带土”的兰画背后都蕴藏着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是惨烈的淞沪会战之后，上海陷落，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下，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卜居上海的姚虞琴也以卖画度日，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和屈辱。从那时开始，他平日足不出户，蓄须明志，画兰不再带土：他用这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来表达自己对国土沦丧的一腔悲愤和坚守民族气节的坚定态度，笔下那些“兰不带土”的兰画更是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寓意。

当时，有人试图请他出面主持杭县维持会，他断然拒绝，凶巴巴地对来人说：“我堂堂一个中国人替日本人做事？休想！你马上离开这里回你的杭县去！”彻底断了那些说客的回旋余地。

姚虞琴也喜好收藏且精于鉴赏，对字画的品鉴独具慧眼，他收藏的字画大多为明清两代名家的作品，因擅长鉴定，所藏书画多为真迹而少有赝品，不少可谓万金不易的绝世珍品。但他又不时地捐赠所藏字画，而且出手大方，慷慨不吝。1936年春，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全省文献展览会，他将明代刘宗周、清代吕留良、查慎行的手稿捐赠给了省图书馆。1957年九十一岁时，又将自己收藏的名家字画24幅捐赠给了家乡文化馆。

《洗冤录》的主角钟化民出生于此

明朝万历八年（1580），浙江考中进士的总共有46人，仁和和博陆跻身2人，其中一名为钟家的钟化民，一名是姜家的姜梦龙。区区一个小集镇，一次科考竟然取得如此优异不凡的成绩，难怪博陆人谈起此事，个个都会竖起大拇指连称自豪。

钟化民（约1545年—1596年），字维新，别号文陆，他从政一生，在漫长的仕途上留有两道清晰的印迹：一是不要官、不要命、不要钱的“三不要”清官，一是河南大饥荒灾民相互吞食时“救荒之政均有振兴”。

高中进士之后，钟化民连续两次出任知县。在明朝，知县跟以往朝代的县令都为一县之长，属于“七品芝麻官”，但明朝的知县不只是管理一县的政务，还得监管地方军事，权限要比县令大得多。钟化民在惠安（今属福建泉州）任知县期间，“豪右侵民利、负官租者，必痛绳以法。履亩清丈，豁浮额若干顷。审徭役，减虚丁二万。洛阳桥坏，渡者苦溺，工巨且难，毅然修复之”，诸如此类的惠民之事做了一大把。钟化民在惠安任期未满即被调任乐平（今属江西景德镇）。乐平是有名的难治之县，地方官自然不好当。钟化民上任后，遇事精心考察，尤其关注那些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历久未决的疑案，经过他的细致勘核大多能查明案情真相而迅速断案，令“人皆惧服”，以致一些走投无路的外县冤民也不惜路远迢迢地到他的衙门告状，被远近百姓呼为“钟青天”。乐平县的有识之士还将其所办案例汇编成《洗冤录》，使其为民洗冤的功绩扬名后世。

钟化民向来言辞率直，凡是他认为需要上奏的，都会义无反顾地在皇上面前直谏。一次，他与同官何卓、王慎德等人接二连三地上奏，请求皇上“储君”（确定皇位继承人），“帝不悦”，却也懒得去搭理他。

钟化民“劳瘁卒官”——因劳累过度而逝于任上，只活了52年左右，去世后葬于博陆镇双桥村，今遗址尚存，并设有钟化民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