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持续领跑，需要做的更多了”

就像石头扔到水里，《条例》出台带来的变化，也在乡村里逐渐扩散，泛起涟漪。

经初步统计梳理，目前全市1905个行政村实现了普法全覆盖；已经出台了41个配套制度文件，多项举措全国首创；还有15个配套制度课题研究正在推进中……

以法治助力高质量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杭州还要做什么？

“其实要做的更多了。”市建委相关负责人坦言，“这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工程，这也决定了《条例》还有进一步完善、强化的空间。”

曹晓辉也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毫无疑问，杭州在乡村建设方面有着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过去几个月，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规划院一所副所长曹晓辉对杭州乡村建设工作和《条例》落地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深度调研，“杭州乡村建设在提升城乡共富水平、优化生态环境、创新建设模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全国各地乡村建设工作纵深推进，要做到持续领跑并非易事。”

那么，从《条例》入手，还能做什么？

“居民参与、产业导入与持续发展、特色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建设的三大关键因素。这些在《条例》中其实都有相关规定和具体表述，在后续贯彻中应加以深化。”曹晓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条例》的宣贯，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更多居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同时，对应《条例》，市、区两级应加快编制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形成更有力的工作合力、更有效的工作实施机制，切实破解乡村建设中的‘急难梗’，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独具魅力的乡村文化品牌，为乡村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在记者的走访调查中，躬身村镇乡建工作20多年的朱晓青，也分享了自己的想法——风貌上要保持“乡土味”，功能上要承接“都市圈”，品质上要接轨“国际化”。

具体而言，“在乡村建设中提升乡村风貌，一定要与本土化特色紧密结合，不能盲目追求网红元素，不搞一刀切，做到‘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他同时强调，要跳出原先“重建设、轻运营”的窠臼，做好运营前置，“无运营不建设”，让乡村可持续发展。

在功能上，乡村建设则要加快推进村庄现代化，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朱晓青直言要借力，“依托杭州大都市圈，尤其是城区近郊一些镇街村庄，在规划设计时要考虑承接都市型功能和产业的外溢，比如数字科技产业、现代农业、文旅休闲等，加快实现迭代发展。”

国际化也是杭州乡村要做的大文章。他认为，这是“杭州在成功承办亚运会、迈上2万亿台阶后一定要做的事。”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杭州也迎来了一波‘China Travel（中国游）’外国游客。”朱晓青在与记者的交流互动中分享了多个在网络走红出圈的短视频，“杭州应抓住亚运红利期和144小时过境免签窗口期，加快打造一批具有杭派乡村特色和辨识度的品牌IP，吸引国际游客，用好国际流量，对外展现杭州乡村振兴的富美画卷。这些内容，也可以在《条例》后续的优化中体现出来。”

“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做什么？”眼下，这阵涟漪，还在持续。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法治精神从“纸头案头”

跃入“田间地头”

记者手记

一部地方性法规，能为杭州乡村建设带来什么？一个月的调查走访中，记者始终带着这个问题。

“没有依据”“没有支撑”“没有权力”……三年前，当与记者谈论乡村建设种种问题时，镇村干部们常常流露深深的无奈。

《条例》的出台与实施，为突破这种制度困境打开了口子——20年来杭州深化实施“千万工程”积累的经验和成果，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强化了起来，明确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划出了“底线”“红线”，推动乡村建设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条例》就像一个引擎，不断激发乡村建设领域深层次改革——原来理不顺的体制机制逐步厘清了，原来推不动的工作逐渐铺开了，原来分散的力量也在不断聚合，符合杭州乡村建设实际的机制在形成、流程在完善、体系在建立。

三年后，当再度谈论起乡村建设，尽管仍面对着不少待解的难题，镇村干部们更多的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回应，“细化政策能不能加快些”“技术标准能不能更明确些”“统筹力度能不能更强些”……《条例》让他们有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底气，也让“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实践持续深入。

而在一叠叠基于调查、围绕《条例》展开的课题报告和草案中，记者也看到，杭州正步履不停地推动乡村建设从“有法可依”迈向“良法善治”，相信不断健全的乡村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将成为杭州构建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例地方性法规体系的重要板块。

• 上一页
• 1
• 2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