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三

一线城市人口流失不是新常态

今年可能出现回流

许多人担忧，一线城市人口规模的下行，或许是个新常态。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

虽然2022年广东常住人口出现了下降，但户籍人口却增加了102.8万人。这体现了无论广东还是广深，人口吸引力依然“在线”。

事实上，一座城市的人口规模，虽然有许多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核心离不开两个因素，其一是城市空间承载力，其二是城市产业承载力。

所谓的空间承载力，其实就是人口密度。

如果把四大一线城市放到全球的尺度上去比较，人口规模和密度实际上还是属于中等水平。如韩国的首尔和日本东京等城市的中心城区，一平方公里的人口基本上在15000人左右，而北京中心城区，哪怕是三环以内，一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在8000人到10000人。即使将统计口径放到城市全域范围，东京的人口密度，也基本上是国内一线城市的两倍以上。

所谓的产业承载力，就是一个城市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

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天然集聚了全国最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产业。虽然会有疫情等因素影响，以及存在人口规模管控措施，但最顶尖人才的第一选择，依然会是北上广深。

国际上许多大都市人口趋势的演变规律，也说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人口趋势总体是往上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人口增长放缓，但东京人口在近30年基本上处于增加态势；再如英国伦敦，也经历过中心城区的空心化以及中心功能向外疏解，但人口规模整体处于增长趋势。

“这些超级城市有着超强空间承载力和产业承载力，人口下降不会是一个常态。”明文彪认为，今年，四大一线城市人口或许就会回到正增长的轨道。

启示一

“人才红利”下要有高位战略

北上广深曾上演的人口高速增长，如今在新一线城市上演。这次四大一线城市人口增长集体减少，能给新一线哪些启示？

“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这一判断道出了四大一线城市的优势所在，也提示“新一线们”，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资源的优势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

在新趋势下，新一线城市保持产业发展的高位战略尤为重要，要不断提高产业的能级和创新力，去匹配和抢占“人才红利”，给适配高能级产业的人才提供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环境。如目前支撑我国外贸增长的老三样（服装、家电、家具），也在向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转变，这当中，上海、深圳等城市，依靠特斯拉、比亚迪等企业明显抢占了更大的红利。

与此同时，在城市空间规划布局上，也需要保持高位战略。

就拿新一线代表城市杭州而言，当前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大量产业和人口集聚在围绕西湖周边20公里的范围内。虽然近年来建设了不少新城，但新增人口大多集聚在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沿江区域，带来了新的人口与产业、配套需要进一步匹配的问题。

如果新一线城市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较高标准建设综合性、节点性新城，配置学校医院、体育设施、文化场馆等，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向更广泛的区域分布，提高人口和产业承载力。

启示二

人口发展新形势下要有“存量思维”

纵使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难以逆转人口规模下降的阶段性问题，这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人口增量在向存量转变，对杭州这样的新一线城市来说，需要有存量思维。”明文彪说。

首先是在存量中抢人。在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下，新一线未来“抢人”，不仅是跟中西部去竞争，还要与北上广深甚至国际性大都市竞争，抢人门槛的灵活性需要进一步调整。

其次，对不同群体都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大量流动人口，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流动人口，不能成为城市的“候鸟”，需要增强他们对城市的粘性。这既有利于让城市有烟火气，也能够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降低整座城市的生活成本。

再次是需要想方设法提高生育率。客观而言，杭州等城市可能已经陷入低生育陷阱。从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而言，全球警戒线是1.5，中国已经低于警戒线，而杭州只有0.96，是浙江省最低。这当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高生活、住房、教育成本，需要考虑采取发放生育补贴、延长育婴假期、推出个人所得税补贴等国内外普遍做法，从而完善积极的人口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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