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寻访
被捕:手握秘密 只字未提
山川美景,四时风物,墓前却常会有鲜花,这是后人对这个年轻生命的祭奠,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每年清明节和10月29日烈士牺牲日,一位名叫许从平的老人,都会翻山越岭,带上鲜花,到墓前祭奠。许从平今年80岁,是临海市回浦中学的退休教师。他的三叔许良英,是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研究员,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
在“于子三运动”中,许良英作为中共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许从平的家中,珍藏了许多资料,包括许良英手写的回忆录、在临海老家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以及于子三事件的相关文集等。
我们从许老师的口中,约莫能找到一些当年事件的细节:
1947年10月26日凌晨,在杭州延龄路(今改名“延安路”)大同旅馆52号房间,于子三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郦伯瑾,以及两个已毕业的同学黄世民和陈建新,都是农学院“新潮社”(1945年春天在湄潭成立)的社员。被捕的四人,都是应邀参加浙大同学汪敬羞婚礼的,因时间太迟,便一起投宿在大同旅馆。
得知于子三等人被捕消息的当天午后,三叔约同李景先(中共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委员)在工学院图画教室碰头,对这突然袭击事件进行分析、商讨对策。三叔认为这是敌人有计划的预谋,因为于子三熟悉三套地下组织的情况:
第一,地下党。1947年9月间支部确定于子三为党员发展对象,由李景先负责同他谈话,他提出入党问题。因此,他直接知道李景先是党员。同时,他也知道三叔的一些情况;第二,Y、F(新民主青年社)。1947年八九月,Y、F成立,于子三就参加,以后担任华家池分社的负责人;第三,地下全国学联。1947年7月间,地下全国学联在杭州开会,于子三和李景先都参加了这个会。如果敌人从于子三身上打开这个缺口,其后果极为严重。当时整个支部几乎全是新党员,因此,稳定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情绪,准备认真对付可能发生的扩大逮捕,就成了作为支部书记的三叔当时需要考虑的最迫切问题。
由于情况紧急,许良英当即决定:发动群众,进行反击,营救被捕同学:首先,要求地下党员和Y、F成员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发动工作;其次,发动进步社团起来声援;第三,通过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成立营救被捕同学机构,作出行动决议;最后,争取竺校长同学生一道营救被捕同学。
于子三不愧是一个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他在严酷的刑讯下,对他所知道的秘密只字不吐,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党、对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贞。
10月29日下午,于子三被杀害于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于子三在狱中,用一块小玻璃片戳破喉管自杀。
抗争:“血,血,踏着于烈士的血上去!”
当生命被暴力剥夺,自由遗失在不知名的远方,抗争就爆发了。
1947年10月30日清早,天刚蒙蒙亮,一种不同于往日起床钟的钟声,透过晨寒和稀疏的细雨,回荡在浙大上空,钟声一阵阵,以缓慢的节奏,如泣如诉沉重的音韵,把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撞钟的正是一夜未睡的地下党支委李景先。
那天清晨,许良英蓦然听到缓慢、沉郁的钟声,心里一怔,疑是丧钟,立即赶到工学院门口的学生自治会办公室前面,但见路上涂着一行血一样鲜红的斗大字:“血,血,踏着于烈士的血上去!”
此时,中共地下党上海局青年组成员洪德铭从上海赶来,他告知,组织上已决定就于子三事件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反迫害运动。以后半个多月,他就住在杭州帮助浙大地下党支部工作。在物理实验室(舜水馆)许良英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晚上的支委会,全面地研究了情况,定出了一个星期的斗争计划。这七天也就成了“于子三运动”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对于子三事件及其影响有着详细记载:
于子三牺牲后第二日,消息传到浙大,浙大的学生们,三人一排手挽手,冲出校门。游行队伍以“于子三精神不死”的巨幅遗像和“血,血,踏着烈士的血上去”的标语为前导,沿途高呼“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
第三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发往全国各地。
第四日,第五日,浙大学生罢课,老师罢教。
第六日,浙大全体师生员工举行了建校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罢教、罢课、罢研、罢工。
第七日,竺可桢校长为于子三案件昭雪奔走南京。同日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先后罢课。
第八日,竺校长向《申报》《大公报》记者公布于子三惨案真相,说明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
……
11月10日,竺可桢发表谈话指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于子三的出殡,几经波折,一直拖到1948年3月14日才解决,他被安葬在凤凰山的浙大公墓。4月上旬,上海地下党组织上万名青年学生,借“春游”之名,来杭州祭扫于子三墓。他们临别前,同杭州学生在浙大工学院广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晚会上,有一出由上海学生演出的活报剧《张开希竞选》,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局的丑恶面目。它的大胆、泼辣,实在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