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都住在西泠印社内
带着疑问,2009年底,王佩智和同事专程到了上海,拜访了当时已经82岁高龄的丁裕年先生。
住在孤山上的时候,丁裕年只有15岁,他曾回忆说:“园子里只有寥寥几个游人,是为了静心而来的。在四照阁的小卖部点一壶茶水,肚饿的时候再来一碗藕粉,便可在园子的长椅上消磨一天。”
王佩智说,丁先生对孤山社址很熟悉,他一边描述当年园子的情况,一边在纸上画出山上建筑的大致位置。“丁先生说,他当时从西泠印社借走了四只凳子,就是经叶秋生同意的,父亲曾交待他以后要还给西泠印社,一定要‘物归原主’。”
据丁裕年回忆,他们一家住在孤山的时候,“叶秋生全家都住在西泠印社内。他们家有很多人,两个儿子、媳妇,一个孙子。还有他的弟弟叶德生和几个亲戚。他同时雇用了几个帮工,一起做事,有的是叶家亲戚,有的是外面的,主要是打扫环境,抹抹桌子,搞搞服务,弄得蛮干净的。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泠印社的环境、建筑基本没有变。”
“仰贤亭后面有个破房子 ,叶秋生两口子住在那里,也做店面,向游人卖东西。山川雨露图书室左边有片房,叶秋生的大儿子一家住在这里,叶秋生的小儿子一家住在遁庵。这里很冷清,平时也很少有人来,两家人在山上住得很融洽,山上吃水不方便,每天由德生挑水来给我们用。”另外,叶秋生还有一杆猎枪,晚间用来护社,有时白天也去西湖边打鸟。以上这些,是王佩智从丁裕年先生口中得知的信息。
王佩智顺便给年轻的我们补了一堂历史课,“历史上的1937年,是很艰难的”,当时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先是攻陷上海,后分兵杭州。每天都有骇人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杭州市民离开城市,携带着尽量多的财物,“当时拥有80万人口的杭州城,只剩下10万人左右,有钱人大多卷起金银细软逃命了,连当时的市长都跑了。”
这一年的12月24日,日寇占领杭州,民不聊生,西泠印社创始人星散避难,其他在杭社员也自顾不暇,这时候孤山上只剩下叶秋生一家人,成为西泠守山人。
抗战8年,守山8年
跟随这些尘封的记忆,以及已挖掘的史料,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被慢慢串联起来。
叶秋生的父亲叶六九,有说法他曾是湘军将领彭雪琴[彭玉麟(1816年—1890年),字雪琴,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1873年,彭玉麟来到杭州,因羡慕湖上风光,决定在小瀛洲岛北原湖心亭址修筑归隐后的寓所娱老。现小瀛洲上的浙江先贤祠即是他当年寓所]的幕僚,那时彭雪琴经常去俞楼与俞曲园促膝谈心,诗酒书画。彭雪琴故世后,幕僚叶六九留在杭州。
清宣统三年(1911年),西泠印社第一次开始成规模建设,当时13岁的叶秋生随父亲叶六九居住在孤山。
1937年底日军占领杭州后,西泠印社全仗叶秋生、叶德生兄弟看护。说起来他们平日喜欢扛枪“打鸟”,但有人认为,这其实也是特殊年代的巡山方式。
那时,他们把能搬动的古物埋入地下,显眼的匾额招牌取下藏起,又用枯枝败叶把两面进山的路封了,伪装成荒山秃岭,以不引起外人注意。王佩智说:“因为游人稀少,山上的小本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叶家人吃糠咽菜忍饥挨饿坚守八年,他们是西泠印社忠实的‘守山者’”。
1947年清明节,西泠印社举行春祭活动,瞻礼《丁敬身先生像》(丁敬,字敬声,是清代书画家、篆刻家),丁辅之请当时已经72岁的杭州书画篆刻家高丰,在画幅左裱边题识,专门表彰叶秋生的功绩:“丁丑之劫,吾杭屋庐文物半遭蹂躏,印社以司事者叶秋生经营有方,得免摧毁,龙泓先生遗像尤幸密藏,竟完善无恙。”那年秋天,全国各地的80多位社员共聚孤山,济济一堂,补行建社40周年庆祝。
秋生、德生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社员,也是这一年,两人双双提名为西泠印社社员。
王福庵在捐献书中说:“希政府接管予以特别照顾,将社内宝印山房、斯文奥、山川雨露图书室数处房屋乃许其廉价出租,并准借用原桌凳器具继续经营书籍、土产业务,山上售茶处所仍交秋生承办等。”
不过,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1952年,西泠印社由市政园林管理处负责管理,叶秋生一家搬离印社。
算起来,叶秋生在孤山上生活了整整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