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裕年一家当年借宿孤山顶上的观乐楼（现为吴昌硕纪念室）

都市快报（记者 余夕雯 文/摄）不久前，快报推出清明“快报为你寄思念”专栏，收到了许多温暖感人的来信，其中有一封，很特别。

写信人叶莺莺，杭州人，今年75岁。叶阿姨说，今年是她阿爸叶松柏100周年诞辰，“我的阿爸年少时曾守护过西泠印社，也是我们叶家最后一代守护人。”

叶家，西泠印社，守护人。寥寥几个关键词足够让人好奇，这一家人究竟是谁？又是如何守护了西泠印社？

很多西泠印社社员都不知道他们

为了核实情况，我们首先找到了叶阿姨，但采访不算顺利。因为当年，叶家三代人住在孤山上时，叶阿姨年纪很小，不怎么记事，等她七八岁时，西泠印社交由政府管辖，一家人就下山迁居别处了，她对其中原委并不清楚。

关于那段守山的往事，她只偶尔听父辈们提过，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大致情况是，叶家祖辈叶六九，受人所托，在抗战年代留下来守护西泠印社，叶六九过世后，叶秋生和叶德生两兄弟代替父亲继续守山，叶秋生是叶阿姨的爷爷，再后来，“守山”的职责就传到了她父亲叶松柏这里。

然而，光凭这些，想要串联起更详细、真实的一段历史，显然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证据。

但奇怪的是，遍搜网络，关于叶家与西泠印社的交集，资料极其稀缺。甚至许多西泠印社的社员，也并不知晓这一家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仿佛把他们一家给遗忘了。

直到读到西泠印社原文物管理处处长王佩智在《题襟遗韵》一书中写到过的一篇关于“守山功臣叶秋生”的研究文章，这个被埋没几十年的人物轮廓才逐渐清晰起来。

西泠印社创始人的孙子可能认识他们？

在新市街的家里，王佩智翻开桌上一本《西泠印社老照片》集，里面有一张黑白相片，排排站了许多人，这是1947年，印社补行建社40周年庆典时部分社员在孤山闲泉前的合影。站在最左边的是一个精瘦的男人，留平头，穿一件灰色长褂，“这个，就是叶秋生。”

王佩智回忆，之所以会对叶秋生这个人物有兴趣，主要是当年他负责重新整理西泠印社社史，这个名字屡屡在面前飘过。比如，曾任西泠印社总干事的韩登安先生，在特殊年代写的一封检讨书里提到：“当时印社是没有开支的，管理人员是叶秋生，印社交给他管理，一切雅集开支，平时小修缮等等零星开支都由他担当，每十年的纪念展览会开支则由创办人另行补贴”；1951年，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先生，在递交杭州市政府的捐赠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该社创设时，由叶六九君管理，叶死后，由其子秋生、德生管理，迄今达四十年，历经战乱冒险守护，兄弟连家属十九人，均以在印社卖茶及卖书籍、土产为生。”这封捐赠信，现在存放在杭州档案馆里。

还有《西泠印社志稿》里，也出现过这个名字:“叶秋生，字炳嵩，生于1898年；其弟叶德生，字荣，生于1910年。”

除了以上这些资料，关于叶家再没有进一步的资料了，王佩智说，他当时也跟我们一样疑惑。

为此，他四处打探，询问过很多人。跟许多艺术型社员不同，叶秋生是做具体事务管理工作，非金石书画类，所以给人的印象无非就是文人圈子里一个跑腿小伙子，吃住都在山上，跟他有过交往的人很少。

这时候，王佩智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的孙子丁裕年。

抗战时，丁裕年随父母去福建避难，抗战后从武夷山回杭州，菜市桥头发巷的丁家祖宅被日本兵烧毁了，于是就由祖父丁辅之出面，借宿孤山顶上的观乐楼（现为吴昌硕纪念室），住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所以，应该会知道同样住山上的叶家人吧。

全家都住在西泠印社内

带着疑问，2009年底，王佩智和同事专程到了上海，拜访了当时已经82岁高龄的丁裕年先生。

住在孤山上的时候，丁裕年只有15岁，他曾回忆说：“园子里只有寥寥几个游人，是为了静心而来的。在四照阁的小卖部点一壶茶水，肚饿的时候再来一碗藕粉，便可在园子的长椅上消磨一天。”

王佩智说，丁先生对孤山社址很熟悉，他一边描述当年园子的情况，一边在纸上画出山上建筑的大致位置。“丁先生说，他当时从西泠印社借走了四只凳子，就是经叶秋生同意的，父亲曾交待他以后要还给西泠印社，一定要‘物归原主’。”

据丁裕年回忆，他们一家住在孤山的时候，“叶秋生全家都住在西泠印社内。他们家有很多人，两个儿子、媳妇，一个孙子。还有他的弟弟叶德生和几个亲戚。他同时雇用了几个帮工，一起做事，有的是叶家亲戚，有的是外面的，主要是打扫环境，抹抹桌子，搞搞服务，弄得蛮干净的。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泠印社的环境、建筑基本没有变。”

“仰贤亭后面有个破房子 ，叶秋生两口子住在那里，也做店面，向游人卖东西。山川雨露图书室左边有片房，叶秋生的大儿子一家住在这里，叶秋生的小儿子一家住在遁庵。这里很冷清，平时也很少有人来，两家人在山上住得很融洽，山上吃水不方便，每天由德生挑水来给我们用。”另外，叶秋生还有一杆猎枪，晚间用来护社，有时白天也去西湖边打鸟。以上这些，是王佩智从丁裕年先生口中得知的信息。

王佩智顺便给年轻的我们补了一堂历史课，“历史上的1937年，是很艰难的”，当时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先是攻陷上海，后分兵杭州。每天都有骇人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杭州市民离开城市，携带着尽量多的财物，“当时拥有80万人口的杭州城，只剩下10万人左右，有钱人大多卷起金银细软逃命了，连当时的市长都跑了。”

这一年的12月24日，日寇占领杭州，民不聊生，西泠印社创始人星散避难，其他在杭社员也自顾不暇，这时候孤山上只剩下叶秋生一家人，成为西泠守山人。

抗战8年，守山8年

跟随这些尘封的记忆，以及已挖掘的史料，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被慢慢串联起来。

叶秋生的父亲叶六九，有说法他曾是湘军将领彭雪琴［彭玉麟（1816年—1890年），字雪琴，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1873年，彭玉麟来到杭州，因羡慕湖上风光，决定在小瀛洲岛北原湖心亭址修筑归隐后的寓所娱老。现小瀛洲上的浙江先贤祠即是他当年寓所］的幕僚，那时彭雪琴经常去俞楼与俞曲园促膝谈心，诗酒书画。彭雪琴故世后，幕僚叶六九留在杭州。

清宣统三年（1911年），西泠印社第一次开始成规模建设，当时13岁的叶秋生随父亲叶六九居住在孤山。

1937年底日军占领杭州后，西泠印社全仗叶秋生、叶德生兄弟看护。说起来他们平日喜欢扛枪“打鸟”，但有人认为，这其实也是特殊年代的巡山方式。

那时，他们把能搬动的古物埋入地下，显眼的匾额招牌取下藏起，又用枯枝败叶把两面进山的路封了，伪装成荒山秃岭，以不引起外人注意。王佩智说：“因为游人稀少，山上的小本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叶家人吃糠咽菜忍饥挨饿坚守八年，他们是西泠印社忠实的‘守山者’”。

1947年清明节，西泠印社举行春祭活动，瞻礼《丁敬身先生像》（丁敬，字敬声，是清代书画家、篆刻家），丁辅之请当时已经72岁的杭州书画篆刻家高丰，在画幅左裱边题识，专门表彰叶秋生的功绩：“丁丑之劫，吾杭屋庐文物半遭蹂躏，印社以司事者叶秋生经营有方，得免摧毁，龙泓先生遗像尤幸密藏，竟完善无恙。”那年秋天，全国各地的80多位社员共聚孤山，济济一堂，补行建社40周年庆祝。

秋生、德生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社员，也是这一年，两人双双提名为西泠印社社员。

王福庵在捐献书中说：“希政府接管予以特别照顾，将社内宝印山房、斯文奥、山川雨露图书室数处房屋乃许其廉价出租，并准借用原桌凳器具继续经营书籍、土产业务，山上售茶处所仍交秋生承办等。”

不过，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1952年，西泠印社由市政园林管理处负责管理，叶秋生一家搬离印社。

算起来，叶秋生在孤山上生活了整整40年。

下山后他们开了个礼品店

那么，搬离印社后的叶家人去了哪里？

叶秋生的孙子、叶松柏之子叶永茂，帮我们完整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叶永茂说，1943年，他出生的时候，家里人已经住在西泠印社了，少年时在里西湖中心小学读书，在山上的日子无忧无虑。父亲叶松柏与盖叫天的儿子张一鹏、张二鹏是同学，他们常会送戏票给叶家，相约去东坡大世界看美猴王的戏。

因为后来景区不能住人了，一家人就搬了出去，先是住在延定巷46号。1952年左右，祖父叶秋生在西湖一公园对面开店，叫“西泠礼品店（社）”，上面住人，下面开店。叶松柏和兄弟叶松泉负责经营，销售书画、图章、碑帖、青田石雕、黄杨木雕等，跟在山上的时候差不多。边上还有一家王星记扇厂的门市部。

2年后，公私合营，“西泠礼品店”被赎买，后又合并到王星记扇厂，祖父叶秋生和父亲叶松柏以及叔叔叶松泉，都进入王星记扇厂工作。在叶永茂的记忆里，祖父为人处世很谨慎，言语不多，每天喝一盅酒。1972年底，叶秋生因病过世。

王佩智感慨说，叶秋生只是平平淡淡的一介凡人，终日里迎来送往，端茶售物，他虽然不善舞文弄墨，也不懂得篆刻书画，但这个西泠印社曾经的“总管家”，以自己特别的方式，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守护了西泠印社的平安。“他是西泠印社的功臣，应该有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就是普通的一家人，在山上平凡度日”

几天前，我重新去了一趟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四季流转，116年的西泠印社一直萦绕着历史悠久的人文气息，俯仰之间的草木碑亭，山壁上的摩崖石刻，都见证了印社的诞生与发展。

我从正门一直走到后山石坊，一路上有柏堂、竹阁、印廊、印人书廊等建筑，因为春光无限，有不少旅游团专门把这里当作一个打卡点，现在的西泠印社已经成为西湖边的热门景点之一。这些游客可能不会知道，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是怎样的光景。

突然想起叶家后人叶永茂的一段回忆：“其实我们就是杭州很普通的一家人，与湖山相伴了数十年，在山上养家糊口，平凡度日，那时我祖母经营四照阁茶室，父亲经营山川雨露图书室那一片，经营碑帖、书画等，大同小异。柏堂外面那里祖父的大妹卖杂货，她的儿子参加革命去了外地。”

站在西泠印社山脚下，一瞬间时空交错定格，仿佛看见叶秋生带着弟弟德生一起忙碌着山上的事务，管理图书、打理花木，日复一日，孜孜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