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激烈，许多飞行员壮烈牺牲

    1937年8月底，朱亚泉和十几个同事被调到位于大校场的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因为当时很多霍克战机需要他们去修理、维护。

    “我们的工作类似于现在的4S店修理工，哪里有飞机坏掉了，我们就到哪里去工作。”朱亚泉解释说。

    当时的南京，已是人心惶惶，城里聚集了大量的军人，12月的天气已经转冷，很多当兵的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和草鞋。

    “这些部队大多参加了淞沪会战，当时是去保卫南京的，后来也基本上死在了南京。”朱亚泉说。

    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朱亚泉接手了大量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飞机，不少飞机的残骸上，还有飞行员在里面。

    “整个人被烧得像黑碳一样，我们去收尸的时候，肠子还露在外面，那个惨啊……”说到这儿，朱亚泉不禁掩面而泣：“真是血染长空啊！当时的中国只能靠劣等装备，与军事强国日本对抗，简直就是在拿血肉之躯拼命，实在是太惨了……” 参与组装了向日本本土投传单的飞机

    就在南京沦陷前的半个月，朱亚泉被派到了衡阳，还是修理作战飞机。他说，当时中国主要的作战飞机就是霍克，性能还是很不错的，机枪口径比日本飞机大，螺旋桨的转速和子弹打出去的速度也是匹配的。

    在衡阳，朱亚泉组装过两架马丁飞机。马丁是空军里的轰炸机，当时是从美国运到广州再运到衡阳的，它的机身是蓝的，翅膀是黄的。

    这两架马丁飞机，后来也完成了著名的壮举。1938年5月20日，它们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

    朱亚泉还记得，当时苏联的空军志愿队和苏联战机也飞到衡阳来帮助中国抗战，坏了的苏联飞机也是由他们维修的。这些苏联的飞行员很勇敢，牺牲的也很多。

    在衡阳期间，朱亚泉的身份由一名机械工变成了空军战士。

    空战时冒着危险给飞机加油加子弹

    随着抗战形势的越发吃紧，连衡阳的飞机都没有几架了。为了集中机械工程人员的力量，空军在郑中南郑机场成立了机械士大队，朱亚泉成了一位空军机械士。

    “空战打到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有时候坐车，有时候坐飞机。”朱亚泉说，打坏的飞机要拆回来维修，牺牲的战士要进行安葬。

    朱亚泉回忆说，有一架飞机在广元被日本飞机打了下来，为了把这架飞机运回重庆，他们特意买了两艘船，雇了很多工人，花了近半个月时间。

    “当时飞机的燃油运送也很艰苦，我们要全程跟着，随带工具、炉子，一旦遇到油桶漏油了，要马上焊好，同时保证油桶不起火。”朱亚泉说，有时候一走就是好几天，路上非常紧张，而他们都没时间休息。

    在机场的工作也争分夺秒，一旦有中国战机落地，他们立即要上前检查维修，子弹打光了加子弹，油没了加油。而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机场，因此每一次作业都危机四伏。

    “这就完全看运气了。有时候是在晚上进行的，黑灯瞎火一点光都没有，但我们的工作却一点不能耽误。”

    得道多助，

    中国飞机反而越打越多

    虽然一直在打仗，不停地有中国战机被击落，但是中国的飞机，不但没有越打越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朱亚泉说，中杭厂从杭州迁走后，先迁武汉，又迁昆明，最后迁到了位于云南边陲一隅的垒允。在垒允期间，工厂生产了很多P40和P51飞机，及时补充了空军的力量。不过，工厂也遭到了日军的轰炸，为了避免它落入日寇之手，1942年中方主动炸掉了工厂。

    得道多助，后来中国的抗战得到了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援助，当陈纳德的飞虎队来了之后，中国的空军力量就更强了。

    “飞虎队还带来了他们的机械士，负责修理。不过，一旦有飞机摔下来了，还是由我们去处理的，包括牺牲的美国空军战士，也是由我们安葬的，每一位美国飞行员的身上都佩载有一个耐火的不锈钢的身份标志，这些标志需要交还给美国军方。”朱亚泉说。

    1943年，朱亚泉调到西安，还是从事机械士工作。在西安机场，朱亚泉还为周恩来、邓颖超所乘坐的飞机加过油，那是一架美国C47飞机。

    “回忆当年，我见过无数场空战，安葬过很多英勇牺牲的空军战士。他们都是英雄，应该被永远铭记。”说到这儿，朱亚泉又一次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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