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今日中国显得尤为突出。

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难题，必须用发展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方面，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13亿多国人产生的垃圾总量不断攀升，2012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 1.71亿吨，比2010年增长了 1300万吨；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环保维权意识的持续增强，新建垃圾处置设施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城市现有垃圾处理能力已接近饱和或超负荷。

垃圾围城，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现状的危急，更在于困局的难解。化解这高悬头顶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风险，需要基础设施投入，需要制度设计创新，更需要全体国人的自觉自醒。

现状 无处安放的垃圾

尽管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围城”，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但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垃圾处理只是从自家厨房垃圾桶到楼下小区垃圾箱的距离，只要每天有人来收集垃圾，垃圾围城就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经过近两个月的全国性调研，新华社记者发现，垃圾围城问题的现实严重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是杭州唯一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所。1991年投入使用时标高为30米，20多年过后，占地1840亩的填埋场如今标高已达102米，而165米就是上限，预计使用寿命已不足6年。

“巍巍天子岭”式的局面，是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作为目前国内最为传统也最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填埋，即将遭遇无处可埋的困境。

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上海，日产垃圾1.9万吨；广州，日产垃圾1.8万吨——如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任何垃圾填埋场很快就成为垃圾山。杭州环卫部门有个形象描述：过去全城产生的垃圾需6年才能填满整个西湖，如今只需要3年。

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说，如果还是走填埋的老路，那么到2016年广州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将饱和，“3年以后，垃圾将无处可埋。”

记者调查发现，更隐性也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过去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认识不到位，许多只是经过简单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填埋场，

“垃圾围城绝对不是伪命题。”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星说，“现阶段中国的垃圾围城，一方面体现在生活垃圾产生和管理的整个过程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体系，另一方面是指垃圾如果不经过无害化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困局 垃圾处置设施四处碰壁

这是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当各级地方政府总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主要经济指标之时，与垃圾处理有关的目标却往往落空。

早在2007年，杭州就曾提出到2011年主城区垃圾焚烧率达到50%以上，但实际情况是从2007年到2011年，主城区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仅从32.19%提升到35.83%，一年提升的指数不到一个百分点。

在更早之前的2000年，当时的建设部就曾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3年过后大家发现，当年的试点如今还在试点，垃圾分类的进展步伐堪称“比蜗牛还慢”。

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置进展的缓慢，加剧了垃圾围城的紧张局面。北京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设计总处理能力约为日均1.03万吨，每天缺口达8000余吨。除了北神树，北京其他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也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垃圾填埋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期长等各种问题，因此，当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将垃圾处置的重点改为发展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

在广州，从2013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有五大垃圾焚烧项目密集开工，以实现到2017年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标。在上海，随着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区一系列垃圾焚烧厂的运行投产，到“十二五”末垃圾无害化处理将由填埋为主转变为以焚烧为主。

减量化是垃圾焚烧厂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书记郭团会告诉记者，在2008年焚烧厂运营之前，每天这里要填3000吨原生垃圾，而通过垃圾焚烧，这里每天只要填埋100多吨焚烧过的炉渣。

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各大城市纷纷选择垃圾焚烧的重要原因。

但各地发展垃圾焚烧的雄心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垃圾焚烧厂纷纷上马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争论、纠纷甚至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甚至演化成为群体性事件。

数年前曾规划兴建5个垃圾焚烧厂的北京，就因为阿苏卫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强烈抵制，至今只建成了一座垃圾焚烧厂。

一个个为解决民生后顾之忧而建的垃圾焚烧厂、垃圾生化处理厂，却在各地普遍遭遇尴尬。在建设资金逐渐充实、技术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离不开、但人人都不想要的“邻避效应”，已经成为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局的最大障碍。

出路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政府责无旁贷。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向垃圾处置，要以更严谨的态度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定垃圾处理政策法规、布局垃圾处置设施，更要求政府以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负责的态度，铁腕治理垃圾处理问题，把相关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企业要更加有所作为。“循环经济上市第一股”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介绍说，一块手机电池，可污染5吨水体或者0.5平方米土壤，而其含有的锂属于稀有金属。手机电路板更有千分之三的黄金，含量远超一般的金矿。“资源有限、循环无限，只有充分开采垃圾这座‘城市矿山’，才能点亮美丽中国”。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也需要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和参与。网名“巴索风云”的罗建明由过去的环保公益事业热心者转为专职的“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总干事。日前这家NGO给广州30多个政府部门发函了解该单位的垃圾分类情况，得到了包括市公安局在内的9家单位回复。“环保公益组织，一方面要教育民众，另一方面要协助和监督政府。”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最终需要的是全民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局长曹亚中告诉记者一个调查结果，在垃圾分类方面，退休老年人做得比青年白领要好，老旧小区做得要比高档小区好。“这说明，垃圾分类与居民文化程度、收入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还是意识是否到位。”

在拥有13亿人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在城镇化率已过50%并还将继续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刚刚起步……

记者手记

垃圾困局

你是制造者，也是埋单者

不管你是不是一名环保主义者，不管你承不承认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在垃圾这个问题上，你都深深参与其中，你是重要的一环。你是垃圾的制造者，处理不当的话，也注定是受害者。

面对垃圾，第一次感到灵魂深处的震撼，是2009年和摄影师王久良一起踏访北京的“野垃圾场”。冬天的北京没有树叶，凄厉的北风吹过，垃圾场周边的树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像嘲笑我们的妖怪。

塑料袋、包装盒、玻璃瓶、牙刷、衣裤、泡沫板、馒头、蛋糕、炸鸡腿、电池、粪便……许多你生活中熟悉的物品，以一种不熟悉的形态展示在你面前，它们山一样堆在那里，淌着黑水，散着恶臭，一天比一天腐烂。

挑战你神经的还不是气味，是在垃圾上寻找食物的羊和鸡。每天上午10点多，放羊的村民赶着羊准时路过，羊群欢叫着冲上垃圾场，翻捡头天夜里城里人留下的“垃圾盛宴”；而鸡的步伐更加从容，它们不需要着急赶路，天黑前的时间足够它们享受美餐。距离垃圾堆不远，是一片藕塘，这里的莲花出自垃圾水滋养的淤泥想不染怕也不行了。

若干天后，这些莲藕、鸡和羊，也许会香喷喷地出现在你的餐桌上，开始它们生命中的下一个轮回。

王久良说：“就是从看到这些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吃饭绝不剩下一粒粮食，绝不用一次性用品。”

四年后，又一次关注“垃圾围城”，有喜有忧：

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的“野垃圾场”还有，但已经很难找到了，乡村也有了垃圾回收体系。

正规垃圾填埋场上空盘旋的秃鹫没有了，恶臭也小了很多。因为采取了“全覆膜分隔掩埋”，通俗地说，就是将垃圾压缩后用塑料膜打成一个个“3米×3米”的大包，像包饺子一样一层一层堆起来。但垃圾渗滤液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了，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外，二德庄村边的小河散发着恶臭，黑色的污水顺流而下直接流入温榆河，而温榆河畔是北京的豪华别墅区。

垃圾焚烧厂、餐厨处理设备越来越精良，在终端园区确实很难闻到垃圾的腐臭，但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的脚步却依然迟缓，垃圾运输车辆的密闭和气味仍然令人担忧。所以，不要以为你住别墅吃喝“高大上”就可以不为环境污染所累，不要因为你不用付费就随意扔掉垃圾而自得，不要因为你偷懒不对垃圾进行分类也没人管而放肆。垃圾困局，你是制造者，也是埋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