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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倾诉者身上,看到过自己的影子
“与他们(求助者)接触,其实,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各种问题抛来,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又怎么应对?
有时,在他们身上,晓芸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放下电话,她会去反思,自己与孩子、与丈夫、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有一位反复来电的求助者,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触动她的内心:
这个小姑娘,或许,长得很漂亮。未满二十,就出去闯荡。她很能 干,从小不用妈妈操心。妈妈,也就放任她。有一次乘飞机,她认识了一位富商。富商,大她好多岁,追得很紧。她稀里糊涂地答应结婚。是的,稀里糊涂,她自己这样形容。婚礼,母亲没有来。
婚后,她发现富商管得太紧,离了婚。后来,她又做了另一位富商的小三。她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没有安全感。她说,别人对她的喜欢,都是因为长相,没有人真正关心她,连她的妈妈也是。
她决定去整容,把眼睛变丑。她真的找了很多医生,可他们都不愿意。终于,有位医生答应了。她的眼睛,也真的变丑了。可是,她又悔恨无比,陷入了反复的自责、矛盾和纠结中。
她再次来电时,已十分绝望,想自杀。之前,她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妈妈。可她妈妈,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那天,她是躺在床上,打给我们的。声音,很微弱。她说,连起床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帮她打了她爸爸的电话,她爸爸跑去把她接回来看病。”
对于孩子,是不是关心得太少?放下电话后,晓芸自问。晓芸的女儿,也很能干,小学上培训班,就自己坐车倒车。
但孩子能干,是不是就可以不管不顾?“给孩子自由空间,也要给孩子充分的关心和爱。放手,不是把爱放掉。她的感情需求,应该尽可能地去满足。”
问题
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为何来电却越来越少
从2004年成立至今,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共接到93592个电话。喜欢隐忍的男性,成了电话的主要倾诉者。他们的问题,多出在工作压力与人际关系紧张引起的焦虑。女性的话题,总绕不开婚姻、家庭与孩子。
其实,2009年之时,关于孩子教育问题的电话,并不多。直至这两年,才逐渐增多。问题,多出在孩子厌学和沉溺于网游。严重的,甚至出现了幻觉和妄想。
社会竞争的挤压之下,心理问题突显。可奇怪的是,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热线却在减少。更矛盾的是,健康咨询类电话,却占了33%之多。而这,并不是建立24小时热线的初衷。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部覆盖整个杭州甚至全浙江省的热线,却只有2人在坚守。因为,没人愿意做。待遇和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成正比。
“现在的投入机制,并不合理。”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认为。现在,杭州市政府每年向中心拨款10万元,但无法完全覆盖人员工资以及中心运作经费等。而2002年,香港建立撒玛利亚会自杀危机中心之时,香港社会福利署就投了1000万元港币。
“健康咨询电话,占用了资源,其他的电话怎么打的进来?”浙江理工大学心理系教授侯公林问道。而且,一旦一次可以拨打成功,就会留下印象:这个电话可以进行健康咨询。
“其他热线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也分担了来电量。”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博士徐方忠说。目前,省级和市级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多设立各自咨询热线。不过,这些热线属于医院内部,与公益性的自杀干预中心仍有本质区别。
不过,最关键的原因,徐方忠认为还是“宣传不够”。这直接导致热线的知晓度降低,公众出现问题,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在香港和台湾,有不少公益性的广告,会进行心理方面的宣传,告知公众,出现问题,该如何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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