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晨报文/记者 吴怡倩 宋晗语 本版素材由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1936年到2019年，时间见证着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永不停歇的脚步。综述考古发掘和研究已有的成果显示，良渚古城遗址的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这些遗产要素隐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镌刻了过往时代的独特印记。今天，让我们透过这些文明结晶，去触摸良渚先民的智慧温度与精神轮廓。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物包括玉器、陶器、漆器、石器、竹木器、骨角器等。这些器物以不同器型、纹饰的组合，不同的数量，及其保存的生产技术信息，成为了良渚时期工艺技术、社会文化和生业方式的重要见证。

1 城址 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所在，是展现遗产城市文明价值特征的主要载体。 城址位于大遮山与大雄山之间的河网密集地带。由宫殿区、内城、外城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组成，古河道贯穿其间。宫殿区居于城址中央，建有三座独立的宫殿台基、沙土广场、大型粮仓及35座房屋基址，是良渚时期最高统治者居住和活动的主要场所。内城由墙体围合，设8座水城门、1座陆城门；外城由17处断续分布的台地构成半闭合的外郭轮廓。城址周边分布着大量同期遗存，城址外的同期遗存与城址形成城、郊分野的空间形态。

2 莫角山遗址 良渚文化最显赫的权力中心，是宫廷禁苑，好比紫禁城。 它是巨型的人工台地，东北、西北、西南的小土台上有成排的大型建筑基础，南侧还有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沙土广场，广场矗立有大型柱子的礼仪性建筑。这种特殊布局和成群分布的建筑遗迹，是良渚王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也代表着良渚文化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例证。

3 3 钟家村台地 及钟家港河道 表明良渚古城遗址已有专业的社会分工。 内城除位于中心的宫殿区外，还发现有20多处人工营造的台地，以及纵横交错的古河道等遗存。20多处台地中，既有反山这样等级无与伦比的贵族墓地，也有钟家村台地这样包含手工业作坊在内的居址。在靠近河岸的台地边缘，考古发现了大片红烧土堆积，以及较多玉料、玉钻芯、石钻芯、黑石英石片等出土物，在河道内还发现有大量漆器、陶器、石器、木器坯件，以及鱼钩、动植物遗存和少量人骨标本等出土物，说明此段河岸台地除了居址外，可能存在专门制作漆木器和玉石器的手工业作坊，从而得以揭示普通内城居民的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表明良渚古城遗址已有专业的社会分工，甚至在玉器制作中出现了更加专门化复杂化的分工。

4 池中寺台地 良渚最高统治者的大型粮食储备地点。 炭化稻谷 位于莫角山台地南偏西，皇坟山台地西侧，呈不规则矩形，南北长约283米，南北宽约130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5.2米，海拔高程10.4米。台地四周在良渚时期被水面环绕，形成孤岛，台地利用黄土堆筑压实，其上经最近考古发现有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平均堆积厚0.63米的大量稻谷遗存，应为良渚最高统治者的大型粮食储备地点。

5 良渚古城城墙 良渚王国都城的标志。 良渚古城的城墙墙体宽窄不一，截面呈梯形，高约5米，底部是一层淤泥，其上铺放一层垫石，上部是黄土墙体。城墙是良渚古城内城与外城的分界，城墙内外，水道纵横，舟楫穿梭；城墙上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良渚古城城墙长约6000米，土石方总量120万立方米，万人建设队伍也需要数年才能建成。城墙底部的垫石采自古城南北的山区，通过竹筏运送到城墙修筑现场，墙体铺石面积29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城墙墙体由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堆土总量110万立方米，可以填满440个标准游泳池。今天，良渚古城城墙遗迹尚存，专业工作者通过刮平烘干、粘贴纱布、涂抹树脂、分块截取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将这块城墙剖面完整呈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良渚古城城墙真实的土质，感受良渚文明曾经的辉煌。

6 外围水利系统 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 朱关城/摄 外围水利系统为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工程，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的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初步估算，整个水利系统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水库，库容量超过6000万立方米。水利系统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具有防洪蓄水、灌溉运输、调节水系等多种功能，它与良渚古城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为古城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7 反山遗址 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制作之精，为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所未见，是迄今所见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 周铭/摄 反山墓地是一处修建于人工特意营建的独立高台之上的高等级墓地，位于内城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相邻。目前已发现11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致分布南北两排。等级最高的12号墓在南排居中，迄今所见的完整“神人兽面”神徽都出自该墓。反山遗址出土器物包括玉、石、陶、象牙、嵌玉漆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组），玉器占90％以上，种类丰富，制作精良，许多雕有精细的纹饰。

8 瑶山遗址 包括一处祭坛和一组高等级墓葬，属于良渚古城遗址年代较早的遗迹。 汤荣华/摄 瑶山遗址位于城址外东北约5公里，依托一座海拔约35米的自然山丘建成。瑶山祭坛是先于瑶山墓地和城址建造的重要祭祀遗址，顶部平整，平面呈方形，有里外三重土色，四周包有石坎，可能是用来祭祀天地、神灵、祖先，观天象的场所。墓葬的埋葬时间晚于祭坛，打破原有的祭坛坛体南部，分南、北两排埋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南排居中的7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出土随葬品754件（组），其中玉器共出土678件（组）。

玉琮王 通体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整器重约6.5千克。由于其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又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所以被称为“琮王”。玉琮是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器类，这种内圆外方，蕴涵着“天圆地方”原始宇宙观的筒形玉器，是良渚文化的原创器型，是对神人兽面纹所蕴含的神灵崇拜的重要载体。

玉璧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主要出土于反山墓地中。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单位面积最大的器类，这种有孔的圆形玉器，不仅选材独具特色，而且自早到晚体现出追求圆大和精致并重的器形变化趋势，彰显出其日益重要的地位。玉璧在后世演化为祭天的专用玉礼器，影响比琮更为深远。　

神人兽面纹 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玉器最通行的主题纹饰，一般上部是头戴羽冠的人的形象，中间是圆眼獠牙的猛兽的面目，下部是飞禽的利爪。通过浮雕、透雕与阴刻等几种不同的技法，将一个或多个神人兽面纹展现在玉器上。神人兽面纹在器物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遗址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祗，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陶器 陶器普遍出土于各等级的墓葬遗址、居址（含手工作坊）台地及古河道中。陶器既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器皿，也是一种普遍的随葬品。出土陶器器型种类丰富，有鼎、甑鼎、豆、盘、壶、罐、过滤器等。按照陶质和陶色分为红陶、灰陶和黑陶，并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黑陶表面一般采用打磨渗浆或者刷浆的方式，形成光亮的皮层，呈现铅亮色。到良渚文化晚期，黑陶上开始出现一些细刻纹饰。刻纹的内容包括神人兽面图案、变体鸟纹、变体龙纹等。这种微细的雕刻方式应该是受到良渚玉器施纹形式的影响。

玉钺王 玉钺也是良渚玉器中的重要器类，被认为是王权或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男性墓葬。这件玉钺出土于余杭反山12号墓，淡青色，夹墨绿色斑。弧刃，钻孔较小。两面均刻有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及鸟纹，是目前唯一一件刻纹玉钺，被称为“钺王”，也是“王权神授”的直白表露。靠近柄的部位留有打琢痕迹，未经磨光可能是为了捆扎木柄时增大摩擦，使连接更加牢固。

嵌玉漆杯 良渚古城遗址共出土漆器约41件，主要为杯、圆形器等生活用品，出土于反山、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以及文化层等。其中瑶山M9出土的嵌玉漆杯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玉漆镶嵌标本。良渚漆器的制作工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胎与漆的结合更加完美。漆有两种材质特点，一种是红色的朱砂涂抹，在陶器的表面形成无光泽感的红色；另一种是有光泽感的皮状的红漆。木胎漆器的装饰手法有纯红色，有的在红色底子上画黑彩的图案，也有的在红色的图案中镶嵌玉片。

石犁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最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良渚文化时期，石犁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这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耕作条件的特定农具，可以连续性翻耕，与以往的农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巨大的提高。当时的石犁，平面呈三角形，两腰及顶尖磨制得很锐利，在顶尖至底边的中线上钻有两个孔，把石犁和木制的带有扶手的犁床紧紧地固定在一起，用以翻耕水田。除石犁外，良渚先民还发明了“破土器”“耘田器”、石镰等分工极细的农具。他们用石犁、“破土器”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这套组合稻作农具是良渚文化的创举，也是同时期器型最丰富、功能最齐全的农业工具。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一带发现并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

1959年，以良渚遗址为命名地的良渚文化被确认。

1970年代以来，良渚和瓶窑一带，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如同一颗颗珍珠陆续浮出地面。

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将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一座古城初露端倪。

2010年，古城的外城得到初步确认。

2015年，发现和确认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