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晨报 文/记者 宋晗语 本版素材由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萧伯纳曾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在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面前，无论是作为时代先行者的专家学者，亦或是追随其后的年轻一代，我们都是火炬手。我们学习文化，抬头仰望文明星空；我们保护文化，俯首躬行谱新篇章。同样，我们也应肩负传承重任，在文化耕耘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然后把文化的火种延续下去。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第一片黑陶出土，到反山、瑶山、莫角山和汇观山遗址的陆续发掘，再到后来古城、水坝的重见天日……它的背后凝聚了无数人的努力。也正因为有这些艰苦奋斗和脚踏泥泞，才有今天引得世人瞩目的文化遗产。这份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对探讨“文明起源”来说，无疑是一项宝贵而不可多得的财富。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当守护好这份宝藏。因为古代文明虽然遥远，但它始终是我们自我认知的工具，是后代获取智慧的宝物，是唤醒民族认同的力量，是激励文化复兴的基石，是树立民族自信的动力。 一书《良渚》奠定文化信心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他在参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后，敏锐地察觉到了其重要性。随后，在得到西湖博物馆的同意和支持后，施昕更立即开始对良渚遗址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良渚总共进行的三次发掘中，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等实物资料，从科学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古老文化的遗存。 随后，他执笔写下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详细介绍了当时田野考古发掘的经过以及收获。 但那一年是多难的1937年。当文稿付排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印刷工作不得不中止。由于战事紧张，施昕更带着手稿几经波折，最终于1938年秋将《良渚》印刷完毕。 翻开《良渚》，主标题下有一行字：“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这份来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有关良渚文化最早的考古报告，因为在战乱年代诞生，字里行间浸透着一名青年学者对祖国炽热的爱。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然而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这是《良渚》的卷首语，也是施昕更在那个战火年代，用文字和学术，对祖国、对故乡表达的最热烈的情感。 现任良渚遗址管理所副所长施时英是施昕更的孙子。他的抽屉里常年放着一本后来重新出版的《良渚》：“但我现在不敢翻开看了。”施时英负责日常文保工作，但他自认为自己做的工作相比施昕更当年，似乎不值一提。 但祖孙隔了80年，一个是发现者，一个是保护者，因为良渚的缘分，他们始终一脉相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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