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某骗得的赃物和用来诈骗的手机 记者 郑亿 摄
有件事,周大伯已经瞒了儿女两个多月。他遇到了职业婚骗,感情受伤不说,还被骗去一万多块钱。这笔钱要怎么跟女儿解释?想起来,只有揪心。
大伯今年70岁,宁波人,年轻时是新疆某科研机构的学者,戴副黑框圆眼镜,很斯文。大伯在乌鲁木齐呆了大半辈子,退休后,跟妻子一起来到杭州。
来杭不久,妻子因病去世。大伯鳏居10年,虽然女儿常常抽空过来探望,总还是免不了孤单 。
今年7月12日一早,大伯在媒体上看到一条征婚启事。启事很简单,只说本人女,54岁,欲征婚,后附一个手机号码。
大伯拨了过去。
“第一次打电话,感觉她很开朗,说话东北口音重。”对方也不扭捏,直接约大伯出来见面。“我们约在秋涛路、凤起路交叉口的加油站那里碰头,她化了妆,人很显年轻,不过这些我都无所谓,我只要对方身体健康、能过日子就够了……”
两人肩并肩,沿着凤起路逛。女子告诉大伯,自己叫徐银花,1959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住在杭州,有房,还开有一家小超市。
“我对她第一印象很好。她形象不错,健谈,家境也好。她说光四川地震,就捐给灾区三十多万。”“徐银花”还跟大伯说,自己女儿是财经大学毕业的,现在跟老公一起搞企业。女婿尤其出息,在法国开有多家公司。
最让大伯满意的是,两人同病相怜,都是丧偶多年。
十几分钟后,徐银花借口有事走了。这次约会虽短,但大伯已经动了心。
“过了几天,她给我来电话了,说她婆婆现在要叫她出赡养费,这笔钱付掉,她跟婆婆也算是彻底撇清了,我就可以直接搬过去住,到时候有她的超市在,我们俩吃穿不愁。”徐银花说,这笔钱要一万八千元,这个金额对她来说“不是个事儿”,她跟大伯提出来,只是想看看他是否诚心。“我还真拿不出这么多钱。她看我犹豫,又说不难为我,只要我肯出一半,也算心诚了……”
再三纠结,大伯决定出一万。这笔钱高出了半价,够面子。问题是,这钱是女儿给他办正事用的:大伯年少时在老家读书,因为家境艰难,全靠一个亲戚接济。他回到浙江,总想着要回报这亲戚的恩情,奈何手头并无闲钱。女儿听说,给了他一万块。
听大伯愿出一万元,徐银花登时又热情了几分,直接跟大伯约在7月17日“订婚”。
订婚当天上午,大伯应邀到了徐银花家里。
这是南肖埠小区的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实际上是她租来的,月租2000多元),装修很陈旧。徐银花说,这里只是她在杭州多处房产中的一套,买下后常年不住。他们结婚后,先把这里装修下,当做婚房。她甚至拿出一本户口本给大伯看,上面写着,她就是这里的户主。
“现在一想,我当时真是太傻了,起码应该叫她带我去她的超市看看,就能揭穿了……那天在她家,她叫我赶紧把一万块给她,等下吃订婚酒,也好给亲戚包几个红包。到了中午,我们到附近一家饭店里叫了一桌菜,她女儿和她婆婆家里两个亲戚都到场。我问她,你婆婆怎么
不来?她不响。她女儿也不大出声。”
对方的“女儿”没反对他们的婚姻,大伯蛮知足,没再多提什么问题。这一顿订婚酒花了400多块,是大伯掏的腰包。
接下来的几天里,大伯心头很热,只等未婚妻发话,就搬过去同住,但徐银花却一直不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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