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某骗得的赃物和用来诈骗的手机 记者 郑亿 摄

有件事，周大伯已经瞒了儿女两个多月。他遇到了职业婚骗，感情受伤不说，还被骗去一万多块钱。这笔钱要怎么跟女儿解释？想起来，只有揪心。

大伯今年70岁，宁波人，年轻时是新疆某科研机构的学者，戴副黑框圆眼镜，很斯文。大伯在乌鲁木齐呆了大半辈子，退休后，跟妻子一起来到杭州。

来杭不久，妻子因病去世。大伯鳏居10年，虽然女儿常常抽空过来探望，总还是免不了孤单

今年7月12日一早，大伯在媒体上看到一条征婚启事。启事很简单，只说本人女，54岁，欲征婚，后附一个手机号码。

大伯拨了过去。

“第一次打电话，感觉她很开朗，说话东北口音重。”对方也不扭捏，直接约大伯出来见面。“我们约在秋涛路、凤起路交叉口的加油站那里碰头，她化了妆，人很显年轻，不过这些我都无所谓，我只要对方身体健康、能过日子就够了……”

两人肩并肩，沿着凤起路逛。女子告诉大伯，自己叫徐银花，1959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住在杭州，有房，还开有一家小超市。

“我对她第一印象很好。她形象不错，健谈，家境也好。她说光四川地震，就捐给灾区三十多万。”“徐银花”还跟大伯说，自己女儿是财经大学毕业的，现在跟老公一起搞企业。女婿尤其出息，在法国开有多家公司。

最让大伯满意的是，两人同病相怜，都是丧偶多年。

十几分钟后，徐银花借口有事走了。这次约会虽短，但大伯已经动了心。

“过了几天，她给我来电话了，说她婆婆现在要叫她出赡养费，这笔钱付掉，她跟婆婆也算是彻底撇清了，我就可以直接搬过去住，到时候有她的超市在，我们俩吃穿不愁。”徐银花说，这笔钱要一万八千元，这个金额对她来说“不是个事儿”，她跟大伯提出来，只是想看看他是否诚心。“我还真拿不出这么多钱。她看我犹豫，又说不难为我，只要我肯出一半，也算心诚了……”

再三纠结，大伯决定出一万。这笔钱高出了半价，够面子。问题是，这钱是女儿给他办正事用的：大伯年少时在老家读书，因为家境艰难，全靠一个亲戚接济。他回到浙江，总想着要回报这亲戚的恩情，奈何手头并无闲钱。女儿听说，给了他一万块。

听大伯愿出一万元，徐银花登时又热情了几分，直接跟大伯约在7月17日“订婚”。

订婚当天上午，大伯应邀到了徐银花家里。

这是南肖埠小区的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实际上是她租来的，月租2000多元），装修很陈旧。徐银花说，这里只是她在杭州多处房产中的一套，买下后常年不住。他们结婚后，先把这里装修下，当做婚房。她甚至拿出一本户口本给大伯看，上面写着，她就是这里的户主。

“现在一想，我当时真是太傻了，起码应该叫她带我去她的超市看看，就能揭穿了……那天在她家，她叫我赶紧把一万块给她，等下吃订婚酒，也好给亲戚包几个红包。到了中午，我们到附近一家饭店里叫了一桌菜，她女儿和她婆婆家里两个亲戚都到场。我问她，你婆婆怎么

不来？她不响。她女儿也不大出声。”

对方的“女儿”没反对他们的婚姻，大伯蛮知足，没再多提什么问题。这一顿订婚酒花了400多块，是大伯掏的腰包。

接下来的几天里，大伯心头很热，只等未婚妻发话，就搬过去同住，但徐银花却一直不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