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记者 吴佳妮 通讯员 金良瓶）酷暑难耐，78岁的康烈华却没闲着，在杭州良渚街道后杨村的文化礼堂里，他正给暑期社会实践的孩子们讲良渚文化的故事。

生于斯长于斯，对于良渚古城遗址，康烈华比一般人有更深的感情。7月6日，当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讯传来后，康烈华独自在书房里坐了许久。

“等这一天，真的等了好久。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反而有种水到渠成的踏实感。”

作为良渚文化的民间宣讲者和保护者，他在课堂上、文字间、村民家，不遗余力地讲解良渚文化，以实际行动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

“我与良渚注定有缘”

从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往东两公里，便是后杨村。这里桑田环绕，池水盈盈，墙上挂着绿藤的那栋房子便是康烈华的家。

“我这一生注定是与良渚文化有情又有缘。”小时候，康烈华就觉得自己的村子不一般，“爷爷与父亲去地里干活，时不时会带一些石箭头，和刨铁一样的青色磨光石头回来，给我当玩具。”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石镞、石锛。数十年后，当康烈华兴致勃勃地找来纸笔，为记者画下这些儿时“玩具”的时候，他的双眼依旧在发光。

因为喜爱，年少的康烈华还曾抱学考古的“大学梦”，想要亲自揭开家乡的神秘面纱，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75年，公社创办初级中学，一纸通知将康烈华抽调至公社中学担任教师。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令他感慨，大学梦未圆，却让他有机会和良渚文化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站在中学讲台上的康烈华，做了40多年“体制外”良渚文化宣讲者。讲课的间隙，只要学生们爱听，康烈华总会讲起村子里翻地耕田时常常出现的黑陶片背后的意义，“这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石器呀！说明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活动了，多么值得骄傲！”

良渚申遗成功后，有一位学生回村看望老师时充满感激：“康老师，当时你教我的那些东西，现在全用上了。有些人不知道良渚文化是什么，那些玉璧玉琮又有什么意义，我和他们解释的时候，特别自豪！”

不仅是给学生讲解，康烈华还热衷用文字记录良渚。1994年4月，良渚文化博物馆开馆前夕，康烈华写了一篇纪实散文《瑶山祭坛畅想曲》。文章在《浙江日报》刊登后，入选《杭州市中学语文乡土教材》作为课文，供全市七县（区）中学生学习，先后印刷过3个版本。康烈华说，这篇课文大概用了10年，也意味着，杭州有数以百万的中学生对良渚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康烈华的书房里有满满两面墙的书，其中他编撰的、与良渚文化相关的书籍，和学生作文集、辅导读物就有六七本。

“喜欢文物不是占有”

保护和传承良渚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康烈华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周围的村民有主动参与文物保护的意识。“喜欢文物不是占有它，交给国家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康烈华说。

文保意识的培养，需要很长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地村民也曾对这些古物有过觊觎之心。1987年，安溪瑶山甚至还发生过村民盗挖哄抢良渚玉器事件。随后，余杭县专门设立了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除了对遗址区的文物进行管理，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文物盗挖的重灾区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及文物知识的宣传。

那时候，在良渚周边多个村落，黑板报、广播站里，宣传的都是文物保护知识；中小学校的学生会开展相关的知识竞赛；还有演出队到各遗址重点村进行演出，通过表演一个个小故事，宣传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康烈华所在的业余文保员队伍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主要负责关注周边群众保护良渚文化的动态，一旦发现村民有盗挖与贩卖文物的倾向，需立即向上级汇报。“大家对我很客气，没遭到什么报复。”康烈华笑着说，“其实保护文物只需一个理由就足够：文物在专家、在国家手中，才能讲出最好的故事，才能让更多人听到这些好故事！”

慢慢地，村民从不了解良渚文化知识，到逐渐认识良渚文化，还懂得它的重要性和自己应尽的保护职责。康烈华的大儿子康宏果也深受父亲影响。

2006年4月，康宏果在自家竹园地上建房，工人在挖墙基时，突然在墙基边缘西南角挖出了四个圆饼状的器物。康烈华一听，觉得这是大事，得赶快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那是良渚玉璧。”康宏果告诉记者，起先，他还担心，好不容易获批一块地基造房，如果将玉璧的发掘向上面报告，会不会横生枝节。然而，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和父亲一起，将情况上报给良渚遗址管理所。这期间，没有一个工人私藏玉璧，而是交由他们父子妥善保管，也没有一个人向外透露工地上出玉的消息。

后来，这片土地上，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玉璧、玉琮、玉镯等文物，并被专家定为皇姑坟墓穴群，良渚文化博物馆馆藏再次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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