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记者 金丹丹）

一

两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重。一件关于自己的过去，一件关于国都的未来。即使是国君，这两件事，天底下无人可帮。

罗隐在的话，他还有个人来问，但罗隐离世已经20年，连梦，都梦不到了。

早就过了强壮征战的年龄，钱镠渐老——那些事情都还对吗？将来的事情都能定吗——和大部分老人一样，他知道自己回忆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思绪的拍子也是越来越缓。但他还是要反躬自问，需要布局天下。

过去的那些事，最让钱镠纠结的可能是西湖。有方士说如果填了西湖，他的国可以传受千年，否则只有百年。他没听，因为众多百姓的饮水和灌溉都依赖西湖。“如此，我的国，只能传百年吗？”他躺在床上，想不到答案，无法知悉后来的现实。

相比于不可知的未来，眼下这件事情要急迫得多：他非常在意杭州城，非常看重吴越国，那么是谁，可以接替自己并掌管80多县的疆域？“立能？立贤？谁能？谁贤？”

不想了，老钝了，理不明白。“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他被深深的无奈感包围。在他看来，在30多个子嗣中选一储君是难上加难，相反把一个小城推高至今似乎只需要按部就班——这，不得不让他想起了意气风发的当年。

唐光启二年（887年），钱镠就任杭州刺史兼防御史，36岁。当时的杭州只有八万余人——589年才改名的杭州，远不如周边越州、苏州、扬州繁荣。“这倒也是，不然当时董昌怎么就会把这个杭州给予我？”

“是啊，好多年了，现在，现在杭州城里有多少人？”思绪缥缈，灯黄人老，他记不清了。

二

黄灯榻前其实站了很多人，他们都在等钱镠的决定——对一个总人口达到50万的吴越国来说，确定储君其实是在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而钱镠似乎还没想好。“儿皆懦弱，恐不能为尔帅，与尔辈决矣，帅当自择。”

众人面面相觑。钱王之国、吴越之位不可易于他人，关键是确定王的哪个儿子来承继——今日杭州之大已他日无可比了：

钱镠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就发动了第一次拓城。他将杭州向西南扩展，从包家山到秦望山（今六和塔西），再折向北，经钱王岭至湖滨一带，修筑一道新城墙，史称“夹城”。五十里夹城过坡穿林，修建极难，是钱镠自领总务，召集民工万余而成。

三年后的第二次扩建更加不易：南起吴山东南麓，向东北沿东河到艮山门，西抵武林门，再向南到霍山（史称“罗城”）。当时钱镠先后调动了二十余万民工和兵士，工期五月有余——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帝王都会”记载，“罗城”有城门十座。杭州的十大城门之说就始于此。

也正是“罗城”扩大了杭州的空间，容纳了众多移民，让杭州的经济快增有了人员保障。

还有一次扩城，站在榻前的人都清楚——这是钱镠在910年第三次扩建的“子城”：楼台亭阁依山而筑——这个就是现在脚下站着的吴越王城。

经三次大建，南到钱塘江北，北迆武林门，西濒西湖，东至菜市河（今东河）的“腰鼓城”成形，影响杭州千年“三面湖山一面城”的格局就此奠定。

对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国都，这样一个人丁兴旺的吴越国，谁敢轻易“帅当自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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