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毋庸置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当今，杭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和在。它虽然不是各大功能中心，却堪称中国城市与社会领域的观念样本。历史发展的趋势业已表明，后工业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自丹尼尔·贝尔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纷纷步入后工业社会。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也必将面临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机遇和挑战。和西方诸多从工业化转型升级为后工业社会的名城相比，杭州几乎先天有一种后工业社会的属和性，山水之美，人文之美，民风之纯，“存天然而去雕饰”。杭州城市的发展经验，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不夸张地说，它呼应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演进方向，它的气质，它的内存，不仅是当下的片断，更是过去、现在、将来一以贯之的完美整体。

先说过去，几乎同时成书的《武林旧事》和《马可·波罗游记》，分别从不同角度记载了这座南宋都城繁荣的商业氛围，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生活。如《马可·波罗游记》曾写道：

（杭州）城内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在自古重农轻商的中国，迫于儒教强大的政治压迫力，出现如此繁忙景象堪称用海水修建出城堡的奇迹。1000年前的杭州，有违时代特征和文化特性地展开了具有超前性的行为模式，打破了某种牢不可破的坚冰，它用事实论证出商业文明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其超越原始交易行为的价值基础，正是来源于杭州巨大的城市资本。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则轶事：

苏轼在杭州为官时，有人告状说某人欠购绫绢的两万钱不肯偿还。欠钱者是一个年轻人，他说：“我家以制扇为业，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做好的扇子卖不出去，并不是我故意赖债不还。”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他对那个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来替你开张。”

那人回去，转眼拿来20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起桌子上的笔，开始在扇子上写草书，画几棵冬日的枯树，瘦竹岩石。大约一个钟头的工夫，把20把素扇画完，把扇子交给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

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有这么好运气，向太守老爷千恩万谢，然后抱着扇子跑出了府门。外边早已传开太守大人画扇子卖。他刚走出衙门，好多人围起他来，争着用一千钱买他一把扇子，不几分钟，扇子卖光，来晚一步的，只有徒叹奈何了。

这绝非杭州所发生的第一起文化资本套现案例，虽然苏轼一时兴起的个人行为不适合被过度解读，但它毕竟在口口相传中，潜移默化成为一种属于城市的思维习惯，被引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去。当各种引领风尚的生活方式成为日常，成为一座城市核心的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成为了美，日常本身也就具备了不凡的价值，有了吸引他者模仿、并付诸购买的可能。如《武林旧事》所载“进茶篇”：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蜡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夸。进御止百夸，护以黄罗软，藉以青箬，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芨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茶之初进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尝之费，皆漕司邸吏赂之。间不满欲，则入盐少许，茗花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庆贺，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

即便我们不作考据，也相信“一夸之值四十万”绝非虚言。在这里，茶叶不再只是茶叶，而是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高级的、雅致的、审美的生活内容和态度，价值得到成倍放大。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待这样行为，丝毫也不会感觉到历史的陈旧感，它依然是鲜活的，彩色的，流动的，符合城市精神和发展逻辑，而非泛黄的，黑白的，只能凭吊。杭州在自然而然中，提前好几个世纪完成了城市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适时转换为价值，无需经历工业化粗暴发展的阵痛，便已巍然壮观，形成独一无二的高级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