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预防腐败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近日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案例：南方某省会城市土地房产部门的一个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原来，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为了能够早点打印和递交材料，“不差钱”的房地产老板只有给她好处。

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固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折射的却是一个典型问题。虽然打字员并不掌握审批权，但由于她身处权力辐射范围，与权力沾上了边，因此拥有了间接话语权，得以从中切取一块腐败的“蛋糕”。而且，手握权力的部门官员或许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打字员。哪怕相关部门官员严格遵照程序、公事公办，这也不意味着，权力在运作过程中无缝可钻，不会给寻租行为留下任何空间。

权力是腐败的来源，而围绕着权力这个中心，可能滋生各种紧密或不那么紧密甚至是“搭便车”式的腐败行为。若把与权力直接挂钩的官员腐败行为称作“原发性腐败”，把官员家属及其掮客、代理人的腐败行为称作“衍生性腐败”，类似打字员受贿这种腐败行为可称作“外围腐败”或“寄生性腐败”。

“外围腐败”严格来讲不是一种权力腐败，其危害性却不容小觑。一方面，这很容易演化成为权力腐败的载体。权力腐败的一大特征是贪婪，贪腐者没有插手其中，要么是因为不知情，要么是看不上这点儿利益；一旦得知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作，不排除会收为己有，或介入分赃过程。另一方面，为确保自身利益，外围寻租者也会极力拉拢部门官员，对权力进行侵蚀、腐化，进而形成“腐败一体化”。

比如说，类似这种部门指定（或暗示指定）的打印店，俨然已成为一种“特许经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胜任”的。一旦追查下去，不排除这其中掩藏着一条腐败“流水线”。“外围腐败”具有寄生特征，无论如何难以脱离权力而独存。就此而言，“外围腐败”与权力腐败或只有一步之遥。

不管腐败有多少种表现形式，根本遏制办法仍在于强化制度约束，扎紧权力监督的篱笆。权力也须“节能减排”，该放开的权限应当放开，该取消的权限必须取消，将权力运作真正置于阳光普照之下。一旦权力不敢任性，官员腐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类似这种寄生于权力腐败的“外围腐败”现象，也就会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