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杭州打造成环境监管最严格城市，需要我们有更清醒的认识。

从发展理论上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地提出：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去换取当代人的所谓富足。

从治理的周期看，环境一旦被破坏，成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就面临着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曾经的“雾都”伦敦1952年仅一次烟雾事件就直接导致12000人因空气污染而丧生，当时，歌剧院正在上演的《茶花女》因观众看不见舞台而中止，水陆交通几近瘫痪。在经历了20多年的努力后才“重见天日”。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也出现过雾霾，到1970年出台《清洁空气法案》，同样历经20多年。环境的自我净化有自己的规律，强行打破这些规律，造成不可逆的局面，治理起来难度极大。另外，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外资出逃最重要因素之一，对此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从这点上说，对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重点在预防，在事前的管理，而不是事后的治理。

从治理方向与政府责任看，治理和保护环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治理空气污染的难度要大于治理水污染，因此可以将水污染作为优先、必须立竿见影的施政方向。保护生态环境是任何一个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治理要加强投入。谁污染，谁治理，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更关键的是，我们要强化的是治理的有效性及体制、机制建设。把治理的钱用到刀刃上，让每一分钱发挥出效用，这也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应有的追求。同时，对环境污染事件的问责，要从原来的事后问责，转向事发即问责到位，重点在于强化日常的管理。进一步地，对每一区域、每一笔治理资金都要明确责任主体，要实现可追查且长期化，严防成为“唐僧肉”。

最后，监督要立体化。人大要强化立法方面的监督，政协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参政议政力度，通过加强专项、个案的监督、审查，来推进治理。政府要畅通环境危害所造成的伤害与损失维权渠道，纪检等部门要敢于对失职失责，甚至是违法乱纪的官员、部门“动真格”；同时，要确保及发挥环境、社会方面的公民团体的积极性，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以弥补政府效能的不足。

因此，只有确立优先方向、明确政府的义务与责任及实施立体化的监督，才能最终打造环境监管最严格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