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市板桥镇人大主席朱忠华

    从临安城区到板桥镇，大约有15公里。

    每天早晨7点出头，朱应睿就会开着自己的红色别克小车，小心翼翼地驶出小区，穿过临安城，又开上狭窄的S206省道，往镇政府方向而去，而她的父亲朱忠华，这时会安心地坐在副驾，兴起时会和她谈谈工作，但经常是一言不发。

    在过去两个星期，朱应睿看着自己瘦削的父亲一次次接受着从中央一套到今日临安等各路媒体的集中采访，也一次次讲述着自己此前刻意隐瞒的病情，以及父亲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工作经历……但朱应睿始终觉得，这位如今被外界贴上“正能量”标签的镇人大主席，仍然是自己一直为之骄傲的父亲。

    “第一次手术，我大二，他瞒着我们”

    2009年9月，朱忠华告诉女儿，妈妈要陪他去上海看病几天，让她照顾自己，这年，朱应睿念大二。

    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愿和疾病有过多交集，朱应睿也觉得父亲不会有什么大事。但在手术当天，朱忠华才把自己真实的病情告诉了妻子应长娟，肿瘤4厘米，肝癌，当时妻子听得眼泪都奔了出来，“这人，也实在太能瞒了。”

    朱应睿回忆说，“他就一直这样瞒着我们，怕我们担心，一直到上海回来，我才知道爸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就在去上海的前一个多月，朱忠华还和当地村民代表进行了一次几乎要剑拔弩张的“对话”——板桥镇如龙村因为村里水泥厂租用的土地问题，100多位村民要赶到临安市政府讨个“说法”。

    朱忠华得知后，径直来到如龙村，说话也开门见山，“我今天来了，就没打算走，你们派出代表来对话，大家有话好好说。”

    白天聊，晚上谈，一个月后，如龙村的这场土地风波终于谈得大家心服口服，而推迟一个月才去体检的朱忠华被查出肝癌，“都是我们不好，为了给我们调解，才耽误了朱主席的病情，不然肿瘤也不会这么大呀！”如龙村的村民代表梁金炎拍着大腿说。

    “这两年我也不出去工作了，就陪着爸爸”

    前年，朱应睿从浙江农林大学毕业，是当时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

    临安离杭州近，不过60公里。朱应睿的很多同学，毕业后都来杭州闯一闯，也喊着朱应睿一起来。但这个时候，朱应睿悄悄地考了张会计上岗证，在板桥镇政府找了份临时工，一个月拿着不到2000元的工资，待了下来。

    “爸爸现在开车都觉得吃力，还老忘记吃药，我想我这两年，就不出去工作了，就陪着爸爸，好有个人照顾。”朱应睿说。

    也有人开玩笑，你爸爸都是人大主席了，怎么不让他帮忙解决下编制问题？——这个问题，朱忠华老早摆过手，“自己考，不要靠别人。”

    每天早上，朱应睿都要帮爸爸提着绿色的茶杯上班，这里面，装着1升的中药，要督促朱忠华在一天内喝掉。

    即便在办公室，朱忠华也要接打无数个电话，“那个谁谁谁，下午市政府有个修建停车场的论证会，你是人大代表，要么你去参加下？”

    而一天下来，朱忠华的脸色，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得蜡黄，实在累的时候，他就往凳子的靠背靠一下，“爸爸今天累不累，一回家，我妈妈看下脸色就知道了。”

    “有时候做梦会梦到爸爸，有几次还哭醒了”

    今年5月5日，朱忠华又去上海做了次手术，这也是5年内的第4次手术。

    在出发的前一天，朱忠华去了趟豆川村。豆川村有幢老房子，住了6户人家，请了好几次泥水匠师傅，都修不好，西厢的梁，倒了一大片。

    正逢“三改一拆”，这幢房子被列入拆迁的对象，“房子倒了怎么办？房子倒了、出了人命就是大事。”5个月前，朱忠华已经“盯上”这幢老房子，但房子里面还住着86岁的困难户陈百花，拆房子容易，但要给陈百花老人解决住的问题。

    跑东跑西，朱忠华跑来了危房改建补助款，起了三间平房。在去上海的前一天，这栋朱忠华一直牵肠挂肚的危房，也终于被拆了，现在住上朝南新房的陈奶奶讲起朱忠华，“好的，好的。”

    不光是陈奶奶，整个豆川村的几百号村民，都在夸朱忠华好。豆川村是临安市的穷村，一年的集体收入才1000元，朱忠华当了豆川村的联村干部后，做了两件事，一是修路，二是拉水管，让村民喝上干净水——钱哪里来？还是跑东跑西，有政策的按政策，有钱的出钱。

    豆川村的村书记施荣华说，“这个人，就是有办法，但我们过意不去的是，之前不知道他病得这么严重，200多米高的山上修蓄水池，他都要自己爬上去看，说走走对身体好。”

    上海出院后第7天，急不可耐的朱忠华马上赶回板桥镇上班了——5年来，朱应睿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位不爱病休的“病号爸爸”，尽管家里的中药罐子已经煎坏了3个，但她还是希望爸爸能够不再生病，这种希望甚至有时还会在潜意识中略显不安，“做梦会梦到爸爸，有几次还哭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