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级区为何屡屡在全国性的文艺创作中得奖，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新区，文化事业为何如此兴盛？

余杭滚灯

 

 

    即便是余杭北郊的崇贤，文艺风也丝毫不逊于城市。

    不要以为讲的是广场舞，同为跳舞妇人，30多岁的小店业主杨家玲堪称“有梦想的另类者”，她和比自己年龄大许多的队员们，一举斩获了“亚洲音乐舞蹈艺术节”舞蹈类金奖——去年8月18日，首次参加此项赛事的“崇贤花篮”收获颇丰。杨家玲感慨地说，“终于实现了我儿时跳舞的梦想。”

    从东到西，余杭的地域如同一条丝帛的锦带，披在杭州的肩与头上，而东起临平的小百花越剧团，西至闲林的滚灯操，以及起死回生的杭滩……这场愈演愈烈的“文艺复兴”活动，既能登台群赏，又能娱乐大众，成为锦带上最柔软和动听的一部分。

    余杭区文广新局局长冯玉宝表示，“余杭人的血液里，有一种热爱文化的基因。”

    余杭的文化建设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去年底，余杭文广新局作为我省5年来仅有的两个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区又到北京领了奖，拿到“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称号。说是“又”，因为这仅是他们获得的众多国家级大奖中的最新一个。

    南派北走

    就像需要一个标杆，才会让人和事走得更远。

    而余杭文艺界近10多年的标杆，正是登上2005年春晚的《汇报咏叹调》，“动作夸张，普通话夸张，是当年央视春节晚会唯一一个南方小品，”经历当年这个事情的人都说，“也打破了浙江多年来在央视春晚舞台上零的纪录。”

    这部南派北走的小品，很多杭州本地文艺界的人士都知道，最初是由余杭区文化馆创作和演出的，不过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已经是改了又改，13易其稿了，“讲的是某公司经理方利与办公室主任叶适、秘书季英之间的故事，用‘寓庄于谐’的喜剧手法，鞭挞套话连篇、文山会海的形式主义现象。”

    央视春晚剧组方面当年对《汇报咏叹调》也持相当肯定的态度。语言类策划徐小帆说，《汇报咏叹调》能入选的最大原因是作品有特色，有立意。

    此番过往，让余杭从此“迷恋”上“浙江小品”的创作。时隔5年之后的2010年，讥讽官场拍马溜须现象的新作《猫鼠新传》，获得第四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一等奖。

    这两部被贴上标杆意义的“浙江小品”，至今仍在余杭不定时演出，分管演出的余杭文广新局副局长戴圆丽说，“演出频率很高的，不能拿了大奖，就‘仓库放进’不管了，最终还是要满足老百姓对文化的需求，演给大家看。”

    杭滩再续

    13岁就已经进了越剧团的冯小娟，如今和曲艺杭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严格意义来说，她现在是曲艺杭滩的唯一传承人——去年10月，由她表演的杭滩作品《美丽的眼睛》，获得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该奖即为中国曲艺艺术专业奖项的最高奖。

    《美丽的眼睛》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位12岁的聋哑女孩，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恳求母亲为她完成最后的心愿——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而这位母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答应了女儿最后的请求。

    不过，即便是这么一部简简单单的曲艺，也在呈现方式上花了冯小娟和余杭文化馆好多年时间。

    “我以前是唱越剧的，现在表演杭滩，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剧和曲是差不多的，”冯小娟说，“后来经过胡梦、陈谊君、马来法等行家的指点，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与戏曲一人一角不同的是，曲艺中的演员，在整个表演中常常是一人分饰数角。一会儿是剧中人物，一会儿又跳到旁白，不一会儿又变成了另外的剧中人物。“有时的确很难受，刚才还在演前面一个人，但马上又要转化为他的反面角色，情绪也要随之变化。”

    就在冯小娟初学迷茫之时，这门曾在余杭、仓前一带极为兴盛的滩簧剧种，已经消失快60多年了，“已经没几个人会唱了，就好像要失传了一样，但肯定不能失传，对吧？”

    这几年，余杭文化馆还是“蛮拼的”，相继创作了前滩风格作品《西湖春秋》和后滩风格作品《青凤收徒》，把濒临灭绝的“杭滩”重新搬上舞台，也因为如此，余杭被命名为浙江省杭滩传承基地。

    余杭文广新局文化科科长龚蓓表示，“非遗”杭滩在余杭经历了三个标志性的阶段，前滩《西湖春秋》、后滩《青凤收徒》以及《美丽的眼睛》，如今，基本让这门之前已经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又“复活”了——如今在余杭，能够表演杭滩的人，已经有10多个人。

    同频共振

    晚饭过后，临平的王老伯和老伴拿起小竹凳，往家门口的广场赶，老两口是要赶去看“小百花”越剧团的排练。

    从2002年排练上演《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沉寂多年的余杭小百花越剧团又开始重新打造《洪昇》、《杨乃武》、《陆羽问茶》等大戏。“现在小百花一年要演200多场戏，有着自己很庞大的粉丝队伍，”冯玉宝说，“不过，我们没有外请一个人，都是自己培养的演员。”

    戏台如此，乡野之间的文艺创作，更不会与外人有多大关联，而多数与传承技艺相关。以获得亚洲大奖的“崇贤花篮”为例，“崇贤花篮”前身是“石前花篮”，兴盛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的表演形式是载歌载舞，伴随其传承下来的还有小调，但之后，花篮表演濒临失传。

    如今，一支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上的非专业乡村妇女队伍，又让“崇贤花篮”在不经意间声名远扬，走上了国际舞台，并于去年成功入选杭州的非遗项目。

    再往前看，曾经在2008年成功进入“鸟巢”奥运主会场表演的余杭滚灯，就是中泰武校的学生去表演的。而其背后，是余杭当地十八般武艺等一大批非遗传承人进入校园，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当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果。

    这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文艺创作方式，同时也得到官方的更多支持。冯玉宝说，“我们三年会排一个大戏，大年要花500万元，小年300万元，而用于文化体育事业方面的资金，去年已经达到4600万元，这可能是整个杭州县区中最高的了。”

    同样，在去年12月召开的浙江省委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得主黄亚洲说，“拥抱文艺创作的新春天，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地气，人民大众是文艺的需求者，也是文艺的评判者。文艺创作的脉搏要时刻保持与百姓生活同频共振。”而这场发生在余杭城乡间的“众乐乐”文艺复兴，成了“同频共振”最好的时代注解。

    我来说几句

    “玩”出点名堂

    杨蓥晖

    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乡野民间，都给予了余杭文艺工作极大的肯定，套用一句通俗的话，“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当下评判大众文艺的标准，不在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是在于能够众乐乐。

    好的文艺氛围，在于塑造与培育。这需要官方来主导。从地方文广新局到文化馆，最能清楚自己能为公众做些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能结怎么样的果子。倡导广场舞是一种做法，提倡“复兴”杭滩也是一种做法，而其中难易与成果，自然能够被外人一眼看出。

    当然，好的文艺果实，更应该接地气与被传承。文艺果实不能拿奖后束之高阁，能被公众接受和娱乐，才是最大的成就，在这点上，余杭做到了。赋闲在家的妇人们能够到国际舞台上拿个大奖，一个说明她们，“玩”出点了名堂，第二个也说明，余杭这个地方，文艺底子蛮厚实的。